（二）鄧小平的基層政權建設思想鄧小平同誌認為，黨對政權是采取指導與監督政策。黨對政權的指導和監督，一是將黨的政策成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針；二是黨的基層組織根據上級政府的法令、指示，結合本地實際具體情況監督實施。1938年7月，鄧小平在實踐中總結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所應具備的幾個原則，第一，它應該成為真正領導抗日的民族主義的政府；第二，應成為民權主義的政府；第三，應成為民生主義的政府；第四，這個政府還應成為統一戰線的政府。他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提出“三三製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認為三三製政權“不僅是敵後抗戰的最好政權形式，而且是將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采取的政權形式。”（《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1頁）
在抗日根據地建設過程中，鄧小平同誌十分重視革命武裝、政權、群眾組織和黨四者的關係，他將根據地建設的規律總結為：黨是領導一切的核心，根據地黨的責任就是將人民武裝力量、民主政權組織和群眾組織，根據不同的條件開展中心工作；人民武裝力量建立黨的組織而又服從黨的政治領導，建立人民革命政權而又服從政府的革命法令。發動、組織群眾，參加群眾工作而又為群眾所幫助、所監督。政權的責任是服從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的領導，支持群眾運動，維護群眾利益，鞏固統一戰線，支持人民軍隊。群眾團體組織在黨的政治領導下，獨立地進行發動、組織與教育群眾進行民主政治鬥爭。總之，“黨的領導及各項政策應該充分地通過政權和群眾團體去實現。”（《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19頁）
鄧小平同誌根據抗日民主根據地群眾開展減租減息鬥爭的實際，對政府的工作方式提出要求：“政府人員應尊重這種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尊重群眾自覺自動的階級覺悟，不應采取自上而下的幹預或包辦群眾鬥爭，不應利用政府權力，采取行政手段去過早結束群眾鬥爭。”（《鄧小平文選》第一卷，74頁）鄧小平對鄉村工作十分重視，提出“一切工作的基礎在村，我們必須注意村級工作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76頁）由於鄉村工作的複雜性和艱巨性，鄧小平要求各級黨的組織要研究和解決村的工作問題，尤其對派駐鄉村工作的幹部不良工作作風和經驗主義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嚴厲批評，對這些幹部在當地“沒有一心一意地去發現正派的積極分子，大量地培養他們成為區村幹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壞人來當幹部”的做法認為是脫離群眾的重要原因。（《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114頁）他特別強調在農村工作中要走群眾路線，按農村問題的性質，協同群眾商量解決辦法。他要求各地基層政權組織貫徹黨的土地改革方針，堅決保護土改成果，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保障人民生活和人民軍隊供給。聯係群眾，深入實際工作成為基層政權建設的重要原則。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非常關注農業發展和基層政權建設。
他十分清醒地知道，曆史悠久而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農民人數最多，潛力最大，也最富於韌性，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億萬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得到了解放，得到了土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農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1962年，鄧小平指出：“農業本身的問題，主要還得從生產關係上解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好不能完全采用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鄧小平文選》第一卷，323頁）在鄧小平看來，農村問題要從體製上來解決，就是要改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關係。他主張把公社作為“大鄉”，精簡人員編製，規定工作範圍和工作性質以及工作任務。還建議把幾個大隊變成一個村，減少幹部職數，減輕農民負擔。
鄧小平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關係到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從黨執政興國的高度，認為必須把農業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因為從中國的國情看，首要問題是解決吃飯的問題。農村不穩，中國就不穩。鄧小平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根據“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觀點，他積極倡導、肯定和支持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合作經濟，成功地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促使農村麵貌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鄧小平同誌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決定進行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麵貌就改變了。”鄧小平同誌的總結，表達了兩個重要的觀點：一個是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依靠群眾堅定不移地“進行農村改革”。一個是“給農民自主權”，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製定農村政策的首要出發點。正是在鄧小平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指導下，我們黨製定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繼續推進農村改革。從1987年開始的村民自治，作為基層政權建設的重要工作，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和豐富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