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上麵所表述的與我接下來要討論的特定學員有關，這群人包括老板與領導人。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職能角色：一種是判斷、懲罰、訓練、擔任糾察員或稽核員的角色；另一種是治療、協助和關愛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強調，我們校園中的治療師最好不要兼任老師的角色，因為後者必須通過給分表示認可或不認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學，評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員會主持的。如此一來，學生與老師的關係會更為親密，老師隻是單純地擔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時兼任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角色。所以同樣的道理，學習團體的訓練員也隻是單純地擔任支持者的角色。他們不給予成績、獎賞或懲罰，他們完全不作任何的價值判斷。
同樣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腳族人身上也發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輩犯錯的話，通常是由部落裏的長者擔任懲罰的審判官，而不是自己家裏的父母。當負責懲罰的人出現時，父母親就變成了小孩的維護者，他們站在小孩這一旁，他們是小孩的擁護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對他們進行懲罰的劊子手或懲罰者。因此，黑腳族家庭父母親與小孩之間的關係，往往比一般的美國家庭親密許多。一般美國家庭的父親，通常既扮演愛的給予者又扮演懲罰者。我想這點可以加入治療團體的目標清單中。
我想起一件事，當初天尼堡拜訪非線性係統企業時，我也曾經和他討論過這個議題，我們都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論點。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個觀念運用到企業老板的身上。他們有權力雇請員工或解雇員工，給予員工升職或加薪等。我想強調的是，擔任裁判者和死刑執行者角色的人，一個人處在這樣的位置時，不可能對於非裁判者或是沒有支配權力的人能給予同等的關愛與信任。
針對這一點，我想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評判現代管理政策的一個重要標準。對於那種過於樂觀的傾向，我表示深深的憂慮。許多學者認為，好的管理政策和參與式管理可以使老板與員工結合成為一個快樂的大家庭，或是成為稱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懷疑這是否有實現的可能。可以肯定地說，在這種環境下友誼與信任必須有一定的限度。
事實上，作為老板、裁判或是負責人事雇傭的人，不應該與他所要執行或監測的人太過親近或友善。如果懲罰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經常性的，那麼彼此間的友誼會使懲罰的工作很難執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還是接受處罰的一方，均會感到難過。受到處罰的人如果被他認為是朋友的人降級，就覺得自己受到欺騙。同樣的，如果裁判者與某個受懲罰者的感情很好，在進行判斷時，難免不會有偏護的行為發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老板必須開除他的朋友，這對他來說也不是很好過。事情會變得非常複雜，心理的罪惡感不斷加深，這也是造成胃潰瘍性格的主要因素。我覺得，執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場，與被執法者維持某種程度疏運。就好比軍隊裏的長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親密的關係一樣。
據我所知，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軍隊走向民主化，不過卻從來沒有成功過，因為總是有人指定某一個士兵犧牲生命，這完全不可能以民主方式來決定，因為沒有人想死。指揮官必須不帶個人感情選擇必須犧牲生命的人。因此，做為一個將軍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場，不要和部屬太親近，不要和任何一個士兵成為朋友，因為你可能隨時要他們去送死或是接受處罰。
在醫生的身上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特別是外科醫生。他們常會拒絕替自己的朋友進行手術，心理醫生也會拒絕診治自己的朋友或親戚。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事實，人們不可能同時愛一個人又能公正無私地審判他。對同一人擁有愛與正義是很困難的，但卻是存在我們周圍一項無法避免的事實。我們總是很難以超然的立場，同時處理對同一個人的愛以及懲罰。這種觀點與傳統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權力就是權力，它可以支配我的生死，對於一個操控我生死大權的人，我無法像對待一個與我沒有權力關係的人采取同等的態度。
在探討這個議題的時候，安德魯·凱依（非線性係統企業總裁）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他認為開放的概念其實被混淆了，他認為開放心胸有兩種意義。我認真地思考之後，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認為那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區別。以老板和參與式管理的角度而言，開放心胸表示願意接受任何建議、事實、反應或資訊，不論令人愉快與否。不可否認的，在此方麵他必須開放心胸，他必須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