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必須采用一種關於基本需要的遠近來提出另一個假設。因為我們已經指出，任何有意識的欲望（部分目標）都與基本需要有著或遠或近的關係，而且它們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異。這個論點對於各種舉止行為也同樣成立。如果一個行動直接導致基本需要的滿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對此間接有益或者貢獻較小，那麼根據動力心理學觀點來看，這個行動則不那麼重要。
這同樣適應於各種防禦或者應付手段。其中一些與保護者達到基本需要有直接關係，另一些則隻有微弱的和疏遠的聯係。的確，如果我們願意，可以說防禦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並且通過它們與基本需要的關係可以斷言，危及更根本的防禦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禦具有更大的威脅性。
由於認知衝動在臨床上並不重要，當然在傳統的醫療診所也是這樣，所以我們對它們的動力及病態了解甚少。在這裏，沒有傳統神經病例中複雜的、使人激動的謎一樣的病症。認知病理學蒼白無力，容易被忽略，認知的精神病態往往被解釋為並非異常，並不迫切需要治療。結果，我們在心理治療和心理動力理論的偉大創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榮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論述這個主題的內容，沒有一個人係統地嚐試過創立認知心理療法。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曾經在其著作中能動地表現好奇心和認識的唯一精神分析學家，他說：“人類對於世界、行動、實驗有著與生俱來的興趣。當他們在世界中勇敢地前進時，他們得到了深切的滿足，他們並不感到現實對於生存是個威脅。有機體，特別是人體對於世界抱有與生俱來的安全感。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產生威脅和匱乏。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有機體也感覺困難和危險是暫時的，最終會導致一個與世界溝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學家中，墨菲、韋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討過這個問題。然而，我們隻是象征性地提過認知的需要。獲取知識，在某種程度上使宇宙係統化是在世界上獲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對於智者來說，是自我實現的表達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論自由也被作為滿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來詳細論述。盡管這些論述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們並沒有構成對於好奇、學習、推究哲理、實驗等促動作用的問題的最終答案，它們至多隻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見過許多聰明、富裕、無所事事的婦女逐漸感染了這些智力營養缺乏的症狀。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勸告埋頭做一些與他們相稱的事情，結果他們自身的症狀有所好轉或者痊愈了，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覺到認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聞、消息、事實的來源被切斷的國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論與現實有極明顯的矛盾的國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不相信任何價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懷疑顯而易見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一般關係的深刻的瓦解、喪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動的方式：消極、順從、喪失主動性，喪失能力和與世隔絕。
我們知道，獲取知識受一些消極因素的影響（焦慮，恐懼），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充分的理由假設一些根本上是積極的衝動：滿足好奇心，了解，解釋，理解。
迷戀於神秘的、未知的、雜亂無緒的或尚無答案的事物，是通過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顯特征。這一點似乎正是吸引人之處。這些領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們對人所共知的事情則不屑一顧。
完全有可能從心理病及神經病中得出上述推論。從臨床上觀察，哥爾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腦受損傷的士兵，以及摩爾的被觀察的老鼠，都顯示出強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無規則的、意外的事物，害怕無秩序狀態的傾向。另一方麵，有些現象也許又會指出相反的可能性。這些現象包括非自然的違抗習俗，頑固地反對任何權威，行為狂放不羈，渴望驚世駭俗等。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經病患者以及處於反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人身上發現。
當認知需要受挫折時，很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心理病態結果，一些臨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我通過幾個實例發現，一些變態現象（興味索然，對生活失去熱情，自我厭惡，壓抑身體的功能，逐步破壞理性生活和各種趣味等等）產生於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間。我這裏至少有一個實例顯示了適當的認知治療消除這些症狀的可能性，這個治療包括進行業餘研究，尋找一個需要更多腦力的工作，以及進行觀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