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們可以承認通往健康的途徑可有多條。然而，現在我們就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放棄基本需要的滿足，通過苦行、約束、挫折、悲劇和經受不幸之火鍛煉而獲得健康的實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說，以滿足或幸福為基礎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義或者挫折、不幸為基礎的健康，它們各占怎樣的比例？
恰如韋特海默與他的學生們所做的，這種理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利己。他們將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實上是利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的確，哥爾德斯坦和我都是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程度上解釋自我實現這個最終需要的，但是，對於非常健康的人的研究經驗表明，他們既是極有個性的，同時又與社會和睦相處。
當我們設立滿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這一概念時，我們無疑是與哥爾德斯坦、榮格、阿德勒、安吉亞爾、霍尼、弗洛姆等站在了一起。而且，那些假定有機體內有一種向更全麵的方向發展的積極傾向的人，都會不斷地加入我們的行列。因為，如果我們假定一個典型健康的機體的需要得到滿足，從而擺脫了束縛而追求自我實現，那麼我們就等於假設這個機體是根據內在的發展傾向從內部發展的，是柏格森意義上的發展，而不是行為主義環境決定論意義上的外部發展。患神經病的機體是一種缺乏某些滿足的機體，那些滿足隻能來自環境。因此，它更多地依賴環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覺性。也就是說，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環境的性質而不是由自身的內在本質塑造的。在健康人身上發現的對於環境的相對獨立性當然不意味著與環境隔絕，它隻意味著在這些接觸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決定因素，環境不過是達到自我實現目的的手段。這如果不是生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寬恕，充滿整個人生。
古時候人們想殺一頭熊，會在一碗蜂蜜的上方吊一根沉重的木頭。熊想吃蜂蜜時，必須先推開木頭，而木頭會蕩回來撞熊。熊生氣地更用力推開木頭，而木頭也更猛烈地撞擊它。就這樣不斷重複，直到木頭撞死熊為止。當人們以怨報怨時，便是在做同樣的事。人難道不能比熊聰明些？
要仁慈對待別人的惡毒相向，這樣就能破壞惡人做壞事獲得的樂趣。
愛得真切而且強烈，就可以在邪惡滋長壯大之前加以撲滅。
對於世上一些不明事理、甚至是非不辨的人，我們隻能替他們感到惋惜，不應該去取笑他們，或者責備他們。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幫助他們的話，你應該多去關懷他們，當然，如果可能的話，你可以通過與他們麵對麵的交談，為他們引出一個正確的思考方法來。這樣才是正確的做法，絕對不可以故意去取笑或責備對方。
人都是按照各自的想法去行動的，而且每個人也希望每一件事都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實施。但是，如果認為每一件事都非得照著自己的想法去進行不可的話，這樣的人就不僅是一個性情固執的人，而且也可以稱之為傲慢的人了。
每一個人都會認為自己是最正確的，但是，到底誰才是最正確的，這個問題不能單由一己之觀點來評判。所以，如果因為和自己想法不同，就認為對方是傻瓜；因為和自己的追求不同，就認為對方是一個不可救藥之人，甚至加以迫害，這樣的做法實在教人難以苟同。
每一個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行動，每個人都應該懷著自己的追求，這是無可指責的，這也是一個正常社會的標準。
宗教家康庇斯曾經寫過這麼一段話：“很少人會以衡量自己的天平，來衡量別人。”我們自己的過失和別人的過失相比，似乎算不了什麼。當我們做了一件令自己覺得羞愧的事，使自我心像縮小到一文不值時，我們總會找到一個代罪羔羊——我們責備自己的良心。我們會說：“我的良心在折磨我。”然後我們很快就寬恕了自己。
但是當別人犯了錯誤或表示憤恨時，我們是多麼快地把他貶得一文不值。更可笑的是，我們抓住了別人的一次謊言，而忘了自己曾經說過無數次的謊。要想具備做人的資格，必須記住每一個人都會犯錯，我們是善良與邪惡、成功與失敗、信心與失望、友情與孤獨、勇氣與恐懼的混合體。人之所以相同，在於他們一生中有偉大的時候，也有渺小的時候，因時而異，惟有經由寬恕，我們才能發現，在我們一生當中，偉大的一麵占了絕大部分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