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是全世界和平的象征，它提倡互助友愛、平等競爭。但是1972年8月24日在西德慕尼黑市舉行的第20界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卻發生了恐怖主義分子的突襲事件，震驚了全世界。
大會進行到第11天的9月5日，在黎明前的一個小時，即4點30分，幾個身穿各種服裝的人，提著藏有機槍和手榴彈的工具袋，越過2米高的圍牆，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奧林匹克村。奧運村裏住著來自世界各國的約1萬名運動員和官員。
他們毫不遲疑地照直前進了90米，來到了庫諾利大街31號樓房。樓房的大門沒有上鎖，他們輕而易舉地上了2樓，急促地敲擊著以色列選手住室的大門。以敲擊聲為起點，以色列選手開始了漫長一天的死亡旅行。
奧林匹克運動會本來是嘔歌全世界青年人的和平和友好的，是麵向世界各國人民開放的宏大的體育盛會，特別是慕尼黑奧林匹克大會，為了抹去納粹德國在1936年舉行的第11屆柏林運動大會留下的政治烙印，樹立一種新的形象，大會始終洋溢著沒有任何敵意的自由的熱烈氣氛。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就等於向犯人發放了自由通行證，為他們製造事件打開了方便大門。
而且在此之前，他們作好了縝密的準備。據說1名遊擊隊員曾經在建造奧林匹克村時當過建築師，另一個遊擊隊員早在前一天就潛入了奧林匹克村，偵察了31號樓的內部情況。
4點55分，首先被激烈的聲響從夢中驚醒的是舉重裁判員約賽夫·格特普洛因特、運動員約賽夫·洛馬諾，還有教練莫希煥·瓦英格，他們馬上感到可能有恐怖分子，為了通知同伴和別的選手，便大聲疾呼：“有恐怖分子，快逃啊！”與此同時，機槍噴出了火舌，剛當了三個星期爸爸的瓦英巴格教練躺在了血泊中，再也沒有站起來。洛馬諾身負致命重傷，不久即死亡。格特普洛因特則被綁了起來。
住在同一個樓的舉重教練丘賓亞·索考夫斯基事後說：“當聽到敲門聲和令人恐怖的喊叫聲時，我也立即意識到了是阿拉伯人的襲擊，接著又聽到了‘快逃’的喊聲，我便奪門跑了出去。”
罪犯的動作幹淨利索，再加上赤手空拳的選手毫無招架，使得他們的此次突襲行動變得十分順利。他們搜索了左鄰右舍，抓到9名以色列選手，並反綁住他們的雙手，堵住嘴，把他們綁成一串推倒在床上。接著，恐怖分子用電話叫通了奧林匹克總部，告知說自己是阿拉伯遊擊隊，已經抓了11名人質，要求以色列政府釋放關押的200名巴勒斯坦遊擊隊員，並要求確保自己從慕尼黑安全逃往阿拉伯的一個國家。具體地說，就是首先把巴勒斯坦遊擊隊員送往除安曼和貝魯特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首都，等證實了上述條件已經達到以後，再就有關人質的釋放和自己的出逃進行談判。
恐怖分子限定的答複期限是上午9點，並且威脅說，如不答應條件，就要一個一個地處死人質，以示警告。後來期限多次變更為12點、下午3點、5點，但談判卻毫無進展，隻有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實況通過電視、收音機播放到了全世界，事件發生後，封閉了奧林匹克村，記者團被拒之門外。可是，還是有幾名記者、播音員、攝像師躲過警衛人員的視線，鑽進了奧運村內的樓房裏。美國ABC電視台的攝影師也鑽到了以色列選手的宿舍對麵的一座樓房內，一直跟蹤報道到人質和恐怖分子撤離宿舍為止。在世界上許多人隻能收聽收音機廣播的時候，ABC電視台的觀眾卻能夠看到恐怖分子的真實活動。
西德當局為尋求事件的圓滿解決竭盡了全力。慕尼黑警察局長舒拉帕、奧林匹克村村長托雷格首先同恐怖分子進行了談判。接著是慕尼黑市市長、巴伐利亞州內務部長、西德內務部長等，相繼到達出事地點，同恐怖分子的頭目進行了談判，請求他們釋放人質。下午，勃蘭特總理也從波恩乘專機趕到慕尼黑，提出如下方案：把人質同德國人交換，支付一筆贖身金，政治性地解決這起事件。但是遭到恐怖分子的頑固拒絕。勃蘭特總理請求阿拉伯各國首腦給予幫助，尤其是期待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埃及總統安比爾·薩達特從中調停。多次打電話，可偏偏他都不在，沒能馬上取得聯係。接電話的總理西德基冷淡地說：“我不能作主”，然後就掛上了電話。勃蘭特總理向朋友傾訴了自己的憤怒，指責西德基沒有誠意。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內閣成員聚集在國會陽光四溢的餐萬裏，收聽轉播實況。達揚國防部長一個人坐在另一張桌前，眺望著窗外的天空，陷入了沉思。梅厄總理用悲傷的顫抖的聲音說：“太遺憾了，我不得不傳達一條令人悲痛的消息。”然後又平靜地宣讀了被卷入這一事件的運動員的名宇：巴加、羅曼、蘇比茲阿、加特夫洛因特、斯萊伊賓、瓦因巴格。
被扣作人質的選手們似乎恰巧代表了集中了許多出生於不同國家的以色列人。26歲的巴加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是一名律師，一年前移居以色列，剛剛成為一名舉重運動員。33歲的羅曼出生於利比亞，他第一個被殺害。擊劍教練蘇比茲阿和舉重裁判員加特夫洛因特是從羅馬尼亞移居以色列的。18歲的最年輕的馬克·斯萊伊賓是3個月前剛從蘇聯移居以色列的。馬克的祖父回憶說：“我的孫子曾說過，一塊回以色列吧，我的祖國是以色列，我要為以色列而載譽歸來。”最後一位是瓦因巴格，他也被暴徒殺害了。
但是以色列政府的態度也很強硬，從一開始就不準備答應恐怖分子提出的釋放巴勒斯坦遊擊隊員的條件。
9月5日上午8點鍾，配備了坦克、裝甲車、救護車的特種部隊國境警備隊員前往奧林匹克村，這批經層層選拔特種部隊隊員大約三百人，擔負著狙擊恐怖分子、解救人質的任務。
奧林匹克村外的丘嶺上聚集了上千名圍觀的群眾。他們在哄哄嚷嚷中，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盡管也有人說：“恐怖分子手持機槍，太危險啦”，但大部分人沒有想到這將導致一場悲劇的發生。這裏有高聲叫賣冰激淋和臘腸的小販，很多人躺在陽光下的草地上，像是郊遊似的。
在奧林匹克村裏，不少選手對事件並不關心。在車水馬龍的31號樓房前不遠的中央廣場，選手們很有興趣地打著乒乓球和高爾夫球，揚聲器不斷播放著輕鬆愉快的波爾加舞曲。到了晚上，不少運動員和往常一樣，紛紛前往迪斯科舞廳跳舞。
當然，也有對此次恐怖事件持關心態度的運動員。美國標槍選手施米特唉聲歎氣地說：“發生這種事，獎牌還有什麼意義！”加拿大的短跑運動員查普曼所住的宿舍與31號樓相毗連，進不了屋的他發牢騷說：“難道要在寒冷的外麵呆上一年嗎！”美國馬拉鬆選手穆哈說：“眼看著對麵發生著屠殺事件，還怎麼有心去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