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種說法，拿著筆，掌握著輿論出口的記者，掌握著一種類似“輿論霸權”的東西。在過去長時間，傳統媒體與讀者缺乏互動，讀者隻在被動地接受訊息的時代而言，可以這樣說。但同時，對於我而言，記者這份工作，有它的“弱點”和界限。那就是“無限地想要觸碰現實而不得”。
大學三年級時，被學校派到北京《光明日報》經濟部實習了兩個多月，可能因為有這個經曆，參加工作後，我被報社分配至了經濟部。此後到了上海，我也被分到了產經新聞中心。到了現在，進入這家外媒，同樣也是一張以經濟為麵孔的報紙。
在本科的大學裏，我的專業是偏重於經濟新聞采寫係列的新聞方向，雖然學了微積分，國際貿易，法律基礎等科目，但因為自己不用功，教師教學的質量也較難跟上時勢，所以從大學畢業時，如果被問起“中國經濟的狀況”，我是一無所知，甚至連幾個專有名詞也說不出來。那時，心目中的記者形象，是那種針砭時弊的社會調查類記者。至於所謂的“財經記者”，那時就算我學習的新聞學專業方向設定叫“經濟新聞方向”，也沒能簡練地提煉出“財經記者”四個字來。
拜“經濟部”三個字所賜，我的記者工作，與那些被分配至“社會部”的同期生迥異。當社會部同仁出入在凶殺現場，拆遷前線，被社會惡霸搶奪照相機時，經濟部的記者多出入各種高檔五星級酒店，參加各種企業及政府部門的新聞發布會，見的是各種企業老板或所謂的“經濟學者”或專家。因為是五星級酒店，所以采訪常常伴隨著各種飯局。偶爾還會在飯桌的旁邊，遇上外國樂隊的現場伴奏演唱。
對於從宏觀經濟到對各行各業一竅不通的我來說，參加這樣的活動，常常一開始緊張到僵硬。在飯桌上吃飯，甚至不敢抬頭看身邊的同行。每當某位“前輩記者”問出一大堆夾雜專有名詞的問題時，我就會感到無地自容，自己十分拙劣。
不過，一回生，二回熟，隨著時間推移，漸漸地，首先是自己熟悉了新聞發布會及各種飯局。然後，隨著聽，采的越來越多，也漸漸對行業積累了一定的感性認識和理解。
在2009年到2012年的三年間，正是我國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最快的三年間。在華中重鎮武漢，來自各地及世界的資本，不停地在武漢各大湖泊邊，長江邊，跑馬圈地，興建各種寫字樓，商業街，高檔酒店。2億，10億，50億，100億，各種投資數據，像鼓起的泡沫那樣越吹越大。而投資的收益，動輒3年20億，5年40億等，前景一派向好，似乎永不會經濟蕭條。生活在被這種數據堆砌的武漢市民，想必也與有榮焉，對城市未來充滿希望。“華中商業中心”，“華中物流中心”，“華中總部經濟中心”，“華中動漫中心”，“華中金融中心”，“國家中心城市”等一個一個光環，借著資本家的雄心壯誌與媒體記者的神來之筆，鑲嵌在這座城市的頭頂之上，綻放出金燦燦的光芒。仿佛昨日還是一個中國二線城市，明日借著紙麵上的1萬台鏟土機，就能回複百年前“東方芝加哥”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