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40年前，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快速增長將導致大規模饑餓的預言總在人們耳旁回響。那時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個以上的孩子，世界人口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翻了一番。據說，其中數以十億計的人將死於饑餓。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在其頗有影響的《人口大爆炸》一書中宣稱：“在20世紀70年代，成千上萬人將死於饑餓……養活全人類的戰鬥以失敗告終。”隨著70年代饑荒席卷非洲，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並不止他一個。《增長的極限》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暢銷書，書中描述了一個生態末日的簡單電腦模型。
但事情卻並未如預言的那樣發生。從那時到現在，世界人口增長了一倍，但科學家們通過培育高產大米、小麥及玉米新品種，使我們的糧倉充裕，使災難預言者們的預言落空。亨利·基辛格在1974年的世界糧食大會上宣稱，“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擁有了將人類從饑餓的煎熬中解救出來的能力。”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但他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全球糧食供應的能力。他進一步預言：“不超過10年，世界上將不會再有孩子餓著肚子上床睡覺”，這就太離譜了，尤其是在非洲。但基本上從全球來看，“綠色革命”發起至今已經成功使得糧食生產的增長超過了人口的增長。
這是一項令人鼓舞的成就，但那些農作物高產新品種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全球開始啟動大規模投資建設。首先是大壩，接著是引水入田的灌溉渠道。一般情況下，將水從河流引到田地的費用是每英畝400~4000美元，資金花費可謂巨大。如今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中國和巴基斯坦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灌溉農田，這些農田使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擺脫了饑荒，實現了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自足，讓那些災難性預言一一落空。
但問題是水的短缺如今卻越來越加劇。今天，70%從河裏及地下抽取的水被用來澆灌6.7億英畝土地，生產出全球三分之一的糧食，這項宏大的事業使得世界糧倉充裕，卻使河流枯竭。回想20世紀60-70年代，不管是“綠色革命”的科學家，還是悲觀的預言者，都不曾充分認識到，農作物新品種在提高。
如“墨西哥小麥”和“菲律賓水稻”等，在某些國家推廣後，曾使糧食產量顯著增長。此後不久，就逐漸暴露了其局限性，主要是導致了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20世紀90年代初，又發現其所推廣的高產穀物中礦物質和維生素含量很低，作為主食時常因維生素和礦物質營養不良而削弱了人們抵禦傳染病和從事體力勞動的能力，最終使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降低，經濟的持續發展受阻。
因此，聯合國糧農組織聲稱，對於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地區，如今“水，而不是土地，成為（生產力的）主要製約因素”。或許下麵的統計數據更有說服力：全球生產的糧食比一代人以前增長了一倍，但從河流和地下抽取的水卻增加了兩倍多。
在一些幹旱國家，如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澳大利亞以及整個中亞地區，從自然環境中引取水量的90%以上用於灌溉。發生“綠色革命”的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消耗量比歐洲國家高出好幾倍，巴基斯坦的人均引取水量是愛爾蘭的5倍，埃及是英國的5倍，墨西哥是丹麥的5倍。難怪他們的河流正在幹涸。
一葉而知秋。墨西哥河穀曾經自稱為“綠色革命之家”，因為那裏的農民在半個世紀之前，成為種植高產小麥品種的先驅者。但如今他們的水已經消耗殆盡。由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對水的需求超過了河流的供應能力，墨西哥西北地區索諾蘭沙漠中的雅基河水庫已經幹涸見底，如今土地被撂荒，農民們紛紛離開了河穀。
雅基河流域並非個案。例如，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埃及被迫以日益增長的數量進口糧食，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水來維持農作物高產新品種的生產。而其他國家也是寅吃卯糧，不少地方的水快消耗盡了。印度有四分之一的莊稼必須使用不可再生的地下水來灌溉。此外，灌溉用水中的鹽分正在侵蝕土地，大片大片的土地變得越來越貧瘠，每年全世界有2500萬英畝土地嚴重鹽堿化。原先用來綠化沙漠的一些工程項目，如今正在製造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