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楊真卻是搖了搖頭道；“師傅，這些東西還是讓我自己來了解吧！您之前不是說過，任何事情想要獲得真正的收獲，無不需要傾力親為，假借別人之手，終究是有缺憾。”
王顯義欣然點頭，“不錯，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要去看前人們的足跡，吸取經驗教訓，回饋到自身，這些事情你自己去了解，對他們的感悟就會和我現在所講完全不同。”
楊真清楚自己想要學習師傅的拳，就必須要先從他們那個時代了解起。
民國時期，西方體育與中國的傳統體育都得了一定的發展，“一方麵，有著廣泛群眾基礎的、豐富多彩的傳統體育仍然在繼續得到流傳與發展；另一方麵，隨著不斷出現的社會變革，隨著清末日益增多的西方教會的教育活動，西方體育開始在中國被大量引進。”但是作為文化大係統的一個分支，中西體育文化孕育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之中，當兩者共同發展時，必然會存在激烈的碰撞。20世紀20年代及以前的“新舊體育”之辯，和30年代的“土洋體育”之爭，便是最為突出的表現。
當時有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各國的體育運動，因風俗習慣不同，具有自身的特點。他國的體育運動，未必就適合我國的國情，力主對中國的民族傳統體育加以深入的研究，從我國實際出發，找出其在時間上、能力上、經濟上都適宜的運動來，而武術就成了中西體育對抗下的一種選擇。
武術從民間習練的“把式”，一躍而成了“國術”。
提倡者極力證明傳統體育較現代體育更優越，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國術乃普及全民之運動，有天然之活潑，非若外人之體操拳術等技，隻及一部，且有呆滯之弊”，“國術”與“外人之體操拳術等技”相比，“國術”的優越性被宣揚的淋漓盡致。
自鴉片戰爭以來，飽經戰亂，民不聊生，加上西方列強為了打開中國塵封的大門，罪惡地向中國走私鴉片，並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從而使得鴉片貿易變得合法化，導致上至達官貴族，下至貧民百姓，吸毒成癮，不能自拔，使得國人的體質遭受巨大的摧殘，自始蒙受了“東亞病夫”的屈辱稱呼。
伴隨著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開明之士逐漸認識到了體育的價值與功用，積極的倡導體育，希望籍此以圖強。但是，由於民國時期國家經濟比較落後，對體育的投入嚴重不足，提倡與實施之間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為以西方體育為代表的近代體育的開展設置了障礙。正如陳立夫在全國運動會日刊中所說：“據我們觀察所及，近數十年來，由歐美流入的所謂運動，多數不適應我國的國情和需要。
第一，現在流行的各種田賽、徑賽以及各種球戲，嚴格的說，僅是學校的體育，而不是國民的運動，除了學校的學生以外，極少數人來參加這種運動，而學生在中國是占人口總數最少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