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物品，無論讀書、看報，或是寫字、作畫，都得和紙接觸。在工業、農業和國防工業生產中也離不開紙。今天如果沒有紙，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紙在交流思想、傳播文化、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方麵，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和材料。回顧曆史，這種重要物質就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發明的。造紙術和指南針、火藥、印刷術並稱為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是我國人民對世界科學文化發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最初的紙是作為新型的書寫記事材料而出現的。在紙沒有發明以前，我國記錄事物多靠龜甲、獸骨、金石、竹簡、木犢、縑帛之類。商代的甲骨文、鍾鼎文實物資料，20世紀以來不斷出土。戰國到秦漢的竹簡、木犢和帛書、帛畫，近年來也有大量出土實物。但是甲骨不易多得，金石笨重，縑帛昂貴，簡犢所占空間很大，都不便於使用。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迫切需要尋找廉價易得的新型書寫材料。經過長期探索和實踐，終於發明了用麻繩頭、破布、舊魚網等廢舊麻料製成植物纖維紙。
關於造紙術的起源，過去多是沿用公元五世紀的曆史家範嘩（公元398～445年）在《後漢書·蔡倫傳》中的說法，認為紙是東漢的宦官蔡倫（公元62～121年）於漢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發明的。但是20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實踐動搖了蔡倫發明紙的說法。1933年新疆羅布淖爾漢烽燧遺址中出土了公元前一世紀的西漢麻紙，比蔡倫早了1個多世紀。1957年西安市東郊的灞橋再次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初期古紙。經對這紙的分析化驗，確認它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苧麻的纖維所製成。繼這之後，1973年在甘肅省居延的漢代金關遺址、1978年在陝西省扶風中顏村的漢代窖藏中，也分別出土了西漢時的麻紙。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甘肅天水市附近的放馬灘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漢初文帝、景帝時期（公元前188～前141年）的繪有地圖的麻紙，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1990年冬在教煌甜水井西漢郵驛遺址中發掘出30多張麻紙，其中三張紙上寫有文字。這些事實有力他說明了，早在公元前二世紀，我國勞動人民就已經發明了造紙術，而且當時造出的紙已經可以用於書寫。
但是早期的西漢麻紙仍有待進一步改進。到了公元2世紀，在東漢宮廷中任尚方令的蔡倫，憑借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監製並且組織生產了一批良紙，於永元十七年獻給朝廷，從此造紙術在國內推廣起來。同時，東漢還進而用樹皮特別是格皮造紙，擴大了原料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蔡倫在曆史上是作為良紙的監製者和推廣者的身分出現的，這些活動在客觀上對造紙術的發展有利，因此他的作用不應該完全抹殺。
漢代麻紙製造過程，根據我們的實驗研究，大體上是把麻頭、破布等原料先用水浸，使它潤脹，再用斧頭切碎，用水洗滌。然後用弱堿性草木灰水浸透並且蒸煮，這可以說是後世堿法化學製漿過程的臨摹。通過堿液蒸煮，原料中的木素、果膠、色素、油脂等雜質進一步被除去，用清水漂洗後，就加以舂搗。搗碎後的細纖維用水配成懸浮的漿液，再用漏水的紙模撈取紙漿，經脫水、幹燥後就成紙張。如果紙表皺澀，還要砑光，方能書寫。
漢代勞動人民用簡單平常的設備，從紡織廢料中用化學和機械加工方法使纖維原料更生，製成植物纖維紙，在化學史和工藝史上的確是件值得讚揚的一項成就。這裏有兩個技術關鍵。一是用化學方法把纖維原料中的非纖維素成分去掉，再用強力舂搗使純纖維素大分子被切短和分絲。二是設計出一種多孔的平麵篩，使紙漿能在篩麵上滯流，把大部分水濾出後，含少量水的纖維便留在篩麵上，再經幹燥脫水，就構成一張有一定機械強度的紙。這種平麵篩就是抄紙器，是現代長網和圓網造紙機的原始雛型。
公元2世紀造紙術在我國各地推廣以後，紙就成了和錦帛、簡犢的有力的競爭者。公元3～4世紀，紙已經基本取代了帛、簡而成為我國惟一的書寫材料，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科學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公元3～6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造紙術不斷革新。在原料方麵，除原有的麻、格外，又擴展到用桑皮、藤皮造紙。在設備方麵，繼承了西漢的抄紙技術，出現了更多的活動簾床紙模，用一個活動的竹簾放在框架上，可以反覆撈出成千上萬張濕紙，提高了工效。在加工製造技術上，加強了堿液蒸煮和舂搗，改進了紙的質量，出現了色紙、塗布紙、填料紙等加工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