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濰縣是偽造青銅器的第一個大本營。濰縣作偽的行當至少在清同治年間已初具規模。當時這裏是金石收藏和考據家陳介棋（1813—1884）的家鄉。陳介祺酷愛青銅古器，且有高（高文翰）、趙（趙允中）、杜（杜錫九）、馬（馬慶灝）四人專門為其奔走搜羅金石器物，故平生藏品甚多。陳介棋還收養一批精於偽造者，如胥芰泉、田雨飄、王西泉、何昆玉、何璦玉等。“其鄉能手尤多，有範壽軒、屏書堂、趙允中、王藎臣、李玉彬、李玉堂、胡廷貞、潘承霖、王海、李懋修等”，“蓋士大夫好尚所趨，一時風氣使然”（朱劍心《金石學》第二編《說金》）。濰縣作偽者大多仿造陳介祺的藏器以蠟胎為模，翻鑄銅器，而後埋於地下，使銅器表麵生成綠鏽或紅鏽，然後上蠟，作成“熟坑”，以冒充流傳有緒的真品。這個大本營以真器為範本，又具備較為全麵的作偽技術，他們偽造的青銅器頗能欺騙那些對真器見得少的收藏者。如舀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重器，上有銘文380多字，原器早年已毀於兵火，僅有拓本存世，作偽者根據著錄偽造一件，並鑄上銘文。不具備一定的鑒別能力，是很難揭露其偽裝的。
陝西西安是青銅器作偽的又一個大本營。這個大本營以偽造秦詔版和秦量為“拿手戲”。秦詔版也叫秦量詔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度量詔書，或二世元年（前209年）詔書，版的四角有孔，用以釘在本製的量器上。秦量則是官方製定的標準量器。秦詔版和秦量均為寶貴的曆史文物，多為世人曆重，作偽者投收藏者之所求所好，專事偽造詔版和秦量。但由於本身存在弱點，也是經不起檢驗的。這個大本營曾偽造始皇二十六年詔的銅方鬥一器，整體焊接而成，文字軟弱拙劣，方鬥表層已形成銅的腐蝕層，這絕非在短期內用化學方法所能形成的，可見作偽已有相當年份。
河南洛陽也是青銅器作偽的大本營。眾所周知，洛陽是青銅器等古物出土甚多的地區。1928—1930年，該地區古墓被盜掘後，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物被加拿大人懷履光劫往國外，後又將這批文物編成（洛陽古城古墓考），收器達500餘件。此後，洛陽的古物更為國內外收藏者所注目。尤其是歐美、日本的古玩商，竟公然提出要求，征購花紋考究的青銅器具。洛陽的作偽者為迎合西方古玩商和收藏者的興趣，大量偽造名為“法國裝”、“東洋裝”一類的銅器。他們往往在銅器上複刻花紋，或堆漆仿色，以增強器物本身的“藝術性”。有的還仿造金銀器及鎏金銀器，亦稱“洋裝”。這樣一來，歐美諸國在掠取很多青銅器真品的同時，也收羅了不少中國人親手製造的贗品。這種魚目混雜的現象，曾長期困擾著東西方收藏家對青銅器的鑒賞和研究，時至今日仍是文物市場的一大憂患。
除以上幾個大本營之外，還有“小打小鬧”，專開作偽作坊的。作偽作坊的主家多為修補青銅器起家，其作偽本領均經過特別訓練。由於他們在長期修補中對青銅器較為熟悉，又具備一套“土洋結合”的技法，其偽品頗能“魚目混珠”。據商承祚（古代彝器偽字研究，說，濟南胡麻子胡世昌，陝西蘇億年、蘇兆年、鳳眼張，蘇州顧湘舟等輩，皆為青銅器作偽的強手。清末間蘇州有個周梅穀作坊，偽造青銅器采用失蠟法，技巧精湛，鑄造的精細花紋近乎殷墟出土的器物風格，其手法之高超已超過了素以作偽大本營之稱的濰縣。1956年，上海博物館曾處理一批周梅穀作坊的偽器，其中有一件仿商代的虎食人卣，引起一些專家的興趣，當時竟有人認為這是一件極其珍貴而重要的文物，後經反複鑒定，才證明它確是一件贗品。
北京的一些古玩鋪也兼營青銅器作偽的買賣。他們偽造紋飾和銘文大多采用刻鑿的手法。河北冀縣人張濟卿年輕時在北京東曉市萬隆和修補黑銅器，後來學得一手修理青銅器的手藝。他能在青銅器上雕刻銘文，作偽鏽，能將一堆破碎的古銅片恢複成原來青銅器的形狀，外形看不出一點破綻。當初，天津有位古董商買了件缺腿的古銅鴨，經他整修後，完美無缺，賣給了北京古董商，用賣古銅鴨的錢，竟換回一家小古玩店的股金。
以上所言都是出於唯利是圖而蓄意作偽，至於北宋以來對青銅器的複製和仿造則是鑄造者出於對古器的喜愛，則應另當別論。比如宋大晟編鍾是依春秋晚期宋平公時代的宋公戊鍾仿製的，傳世的宋太和鍾和蠕龍紋鍾也是仿製的。元、明時代，也有銅仿製品，但鑄作草率，更缺乏生氣。這些器物雖不難識別，但與三代古器混在一起，對青銅器的收藏和研究同樣是不利的。
當然，後世仿造的青銅器物也並非毫無收藏價值。筆者有位收藏界的朋友存有一套清代仿製的青銅器編鍾，這套編鍾大小不一，且有銘文，雖非商周所製，但製作亦堪精美，其經濟價值也是十分可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