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每至花蓮弘法時，蒙縣長吳國棟先生均列席聽講，表示支持，心中銘感無比，後來耳聞其治縣理念，對於他的正直無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見報載，他因涉嫌圖利他人而撤職查辦，我的心裏一直為他叫屈：身為地方父母官不圖利他人，難道還要圖利自己嗎？後來，聽說他的父親往生的消息，我立刻決定做“不請之友”前往參加。為了不妨礙既定的行程，清晨四點，我摸黑從佛光山出發，在花蓮用過中餐後，隨即趕至他父親的靈堂拈香致意，並即席說法以慰生者，隻見他全家大小淚流滿麵地送我出門。當車子正要發動時，四維高中校長黃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說道：“大師！您真是一位有情有義的人啊！”一路上望著窗外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想著黃校長的話，不禁反問自己：我真的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嗎？有情有義不是每個人應該具備的操守嗎？
享譽全球的經濟學者高希均先生不但經常在他創辦的社會雜誌上登載拙作雜文，而且時時就重大事件請我發表意見，他為追蹤我的雲遊足跡，都是數通電話國際往來，不厭其煩地詢問我的看法。我經常向他表示慚愧：自己不過是個方外之士，才疏學淺，但承蒙他看得起，我一定有問必答。他卻說：“大師！您是社會的意見領袖啊！”其實我哪裏比得上高教授的廣博多聞，經驗豐富呢？所以，我更加感到他是一個虛懷若穀，謙衝有道之士。三年以前，高教授希望他所主持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能為我出版傳記，弟子們紛紛反對，因為他們向來不想由佛光山以外的人為我立傳，更何況這是一家以工商經濟為主的出版公司。但我力排眾議，欣然允諾，因為我從高教授的平日言行中，深感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棟梁之才。
年高八十的陳慈輝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蘭的老信徒，後來舉家遷至台北，一直想再見我一麵。數年前當她聽說台北道場就在鬆山火車站旁邊，距離她家不遠處時，立即在其兒、孫、曾孫，一家四代陪同下，前來台北道場，隻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過的師父，令我真是感動不已。其他像金枝姑、鄭銀姑，三四十年來，每逢農曆過年或是我的生日，也都不忘托人帶來一份心意給我，我深深覺得他們都是一群有情有義的信徒。
張姚宏影、潘孝銳、許卉吟、陳順章、遊次郎、陳劍城、沈尤成、賴義明、陳潮派等居士大德，有的為聖教興隆捐資出力，有的為護法衛僧奔走忙碌，有的積極推動佛教文教事業，有的來往島內島外弘揚法義，他們數十年來永不退轉，有人問他們何以致此？他們都異口同聲地以“阿鞞跋致”、“一師一道”自許。我則認為他們都是一群有情有義的菩薩行者。由於佛子們的有情有義，所以早年我在宜蘭落腳之後，即隨緣於羅東、頭城、龍岩、虎尾等地設立並主持念佛會，並且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高雄之間講經布教，十年後，我又在全省各地創建道場，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國弘揚佛法，度化群生。
每逢年節，我都會收到來自各地的賀卡，甚至還有來自離島監獄、山區住民的祝福問候。曾經在火車上，一位青年讓座給我，細談之下，才知道他曾在監獄裏聽過我講經說法，現在已改過自新。還有一回在台北道場，一位中年人喊我：“老師好！”原來他是在東海大學上課時的學生。數年前，我前往大陸弘法，從北京、四川、甘肅、河北，一路來到南京等地，沿途友人親切招待不說，還不斷收到各地的來鴻，讓我感受到這個世上，有情有義的人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其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老伉儷最令我心折。他們八十高齡，身形佝僂，每次知我前來南京探望母親，都不辭勞苦，遠自北京趕來看我，並一再叮嚀我要為佛教前途而善自珍重，我也同樣地祝福他們法體康泰，教運昌隆。一九九三年二月，他與我在母親的住處會麵晤談，即興題詩二首相贈，在家鄉傳誦一時，信眾們莫不欣喜走告，詩曰：
大孝終身慕父母，深悲曆劫利群生，
西來祖意雲何是？無盡天涯赤子心。
一時千栽莫非緣，法炬高擎照海天，
自勉與公堅此願，莊嚴國土萬年安。
在趙樸老的眼裏，在趙樸老的字裏，我看到了有情有義的光芒閃爍不已。
五十年前曾經在佛學院教授我唯識課程的圓湛法師更是毅力可佩！他經常挺身而出，總是幫我宣揚“人間佛教”理念，這種義無反顧的精神真是令我又喜又愧，想來我自己的徒眾之中，又有幾人對“人間佛教”的普及如此認真賣力呢？母親在世時，每逢過年過節，他都親往母親的寓所，代我慰問探望，這份體貼人意，不計高下的風範，又豈是常人所及？合塵老法師則因與我家師之間的一份道誼，長年為我設立延生祿位，祈福祝禱。每於清夜捫心自問，何功何德，竟受長輩如此有情有義的愛護，所以更加發憤立誌，精進弘法，以期能回報他們深厚的恩德。
所謂“俗情不比僧情濃”，短短數語道盡了佛門裏的有情有義實有甚於世俗中有求有取的感情。在我初出家不久，對於這句話便早有體會。記得十五歲受戒時，母親跋山涉水遠來探望，我趁著晚自習的時間，來到女眾寮房與母親會麵。開大靜的時間到了，母親依依不舍，淚流滿麵，我隻好留下來安慰她。第二天，糾察師向女眾戒壇的開堂和尚月基法師報告我沒有回寮就寢，當時自忖，這下慘了，不知道會不會被遷單開除？沒想到月基法師當眾回答：“他昨晚在我寮房裏啊！”糾察師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於受罰。我當時不過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小沙彌，對於他的通達人情，機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一九五四年，得知他在香港無人接濟時，我想盡方法將他迎接來台。這年我正參與籌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落成以後，我推舉他為住持。後來在他晚年多病時，我幾次半夜三更送他就醫，付費照顧，直至終老，並且親自將他的骨灰送往棲霞山寺，為其建塔安奉。當時也有人說，我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其實“滴水之恩，湧泉以報”，我隻不過是將當年那份圖報恩情的心思銘記方寸延續下去，並且付以實際的行動，成為一項有始有終的道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