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光大聖教，我決定忠於理想，以實踐來證明一切，所以我接辦《覺世》，另創《普門》，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賞的文字，讓佛法走進家庭，深入社會。如今《覺世》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普門》是島內唯一月有盈餘的佛教雜誌，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圖書包括中、英、日、韓等各國文字，多達四百種，並曾多次獲獎。凡此成果，不都源於當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嗎？
我生長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記得十歲左右，曾走上很長的路程，看了一出抗戰宣傳默片，心中深受影響。及至出家之後，有聲電影問世，然而礙於封閉的叢林教育，無法見識到現代化的聲光化電，隻有從報章雜誌上閱讀影評，心中對電影的向往與日劇增，從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銀幕，將佛教電影化”的想法。
佛學院畢業後，我從宜興來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華戲院觀賞嚴俊和李麗華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現代有聲電影。後來，又看了林黛剛出道時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劇中小人物的苦難情形引發我心中的共鳴，電影的影響力再一次地在我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雖說看電影與看書一樣，都是正當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歡看電影畢竟不能為人所諒解，所以我也自我約束，避免譏嫌。盡管如此，借電影弘揚佛法的心願已深植八識田中。
來到台灣以後，有製片廠表示有意將拙作《釋迦牟尼佛傳》拍成電影，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真是高興極了，自忖多年來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尤其想到金國戲院的負責人是我在台北的皈依弟子，那時的興奮實非筆墨足以形容。但電影上映之後，才發覺劇情根本與原著不符，遑論合乎佛法？但觀眾哪裏曉得個中原因，於是種種的抗議、恐嚇接踵而來，我首當其衝，遭到許多無妄之災。
後來又有人要將我的《玉琳國師》改編搬上銀幕，易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因為是台語發音，當時我聽不懂，也無從了解它的好壞。
過了幾年之後，電視逐漸開始普及，電視製作人遊娟、林登義等人又將此書改成連續劇，在台視、華視播出時，又因劇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評。
雖然曆經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為佛教電影化雖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終生努力實踐的理想。像日本片《釋迦傳》、《鑒真大師》、《空海上人》，韓國片《等身佛》、《大鵬翅鳥》、《元曉大師傳》等，將佛教故事透過電影效果深入民間，可說是功德無量。島內的製片水平逐日提升，應該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電影供大家觀賞，像《維摩詰經》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運用現代的科技效果，將大乘佛教活潑的內涵精神展現在銀幕上，必定會比京戲裏的“天女散花”還要精彩。此外，若能以曆史性的手法拍攝《西遊記》，以正麵的手法將玄奘大師橫渡流沙，西行取經的艱辛困苦展現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觀眾心靈的共鳴。
多年來，我經常將心中的理念分享給電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還未見有人敢勇於一試。盡管當初心中的理想未能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但多年來的努力耕耘，長出一點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視為美景的前奏，我對於未來還是充滿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著力最多者，便是將佛法通俗化。我十五歲時就讀的焦山佛學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稱，當時的老師皆是一時之選，不但佛學素養深厚，社會知識也異常豐富，講起國文、地理、曆史、生物……都是旁征博引，生動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課下來，我就能牢記其中的內容，那時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類似這種講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來台灣時，雖然在佛學院仍沿用傳統的分科、表解來教導學生，然而一旦出去麵對大眾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線。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聽到一位信徒讚歎某人講經講得真好，但當別人問起講些什麼內容時，對方卻回答：“什麼都聽不懂，隻知講得很玄很妙。”我聞言自忖：當初佛陀說法的用意本來就是為了利喜眾生，如果被後世的佛子講得讓人聽不懂，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看看當時的佛教界普遍以趕經懺為主，對於弘法卻不重視，遑論說法的內容與方式了。也因為如此，信徒們隻知道拜拜、吃素，卻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覺覺他。因此，我更決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來弘揚妙諦，設法將現代人的生活點滴和佛法印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