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已經度過一個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出家？”我會回答：“為了圓滿人生，做個好人。”他若繼續問我：“如何圓滿人生，做好人呢？”我會毫不遲疑回答他：“行善與教化。”的確，回想起來，行善，是我這一生努力的目標，教化，是我們出家人對社會應有的責任。“行善與教化”可以說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標。
仔細回憶起來，影響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劉王氏老太太；培養我教化責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師——誌開上人。雖然我生長在農村的家庭，但我從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見到一個窮苦的人，我會心生憐憫，恨不得將自己所有的東西掏出來給他；即使聽到山上一個老公公可憐的故事，我也當真地想盡辦法去救濟故事裏麵的主人公；對於小動物，如小貓、小狗、小鳥、小雞等等，我更是愛護有加，甚至經常為了它們的飲食，自己都忘記了吃飯，家人中隻有外婆讚美我，說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雖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對一些小事小善，我確實喜歡周濟疾苦，予人方便，想來與外婆的鼓勵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出家以後，師父誌開上人要求我勤於讀書、寫作，培養聰明智慧，並且告誡我立誌將來要講經說法。記得有一回夜行，我打著燈籠為師父照路，師父指著微弱的燈光，說道：“我不希望你用燈光來為我照路，隻希望你將來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後來我在焦山念佛學院，他在棲霞山，一聽說我寫了文章在報紙上發表，馬上就叫人坐火車到鎮江購買這份報紙；他一知道我在哪個場合參加學生講演比賽得了獎狀，也寫信叫我將講稿寄給他看。有感於師父對於我的愛護與期望，當我在台灣把《釋迦牟尼佛傳》完成之後，馬上寄了第一本給他老人家評閥。後來聽說師父被列為批鬥的黑名單，不知與我寄書是否有關係；但他收到以後，仍設法將他的歡喜與欣慰寫在香煙的錫箔紙上，托人帶來給我。我接到他的音訊，真是感激涕零。此後，我對於外婆鼓勵我的慈悲及師父鼓勵我的教化度眾，更堅定誓願一生奉行到老死為止。
為了實踐行善與教化，我總是努力告訴自己要勤行效法諸佛菩薩“福慧雙修”與“悲智雙運”的精神，因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廣度眾生。
所以，數十年人生一路走來，有人主張放生，我就舉辦放生法會，但是我覺得在放生之後，更要緊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熱中，等待著我們援助；多少人在饑寒交迫下，等待我們救護；多少單親家庭需要春風吹拂；多少孤獨老人等待暖流到來；多少四肢不全的傷殘人士，需要陽光；多少家遭急難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對放生行善的觀點，總覺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間。
有人說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診所醫院，為窮苦的人免費診療，但我覺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設立雲水醫院，不但送醫療到偏遠地區，而且派有善說佛法的法師隨隊出診，隨機、隨緣為病患解答生活疑難，做心理上的輔導及開示。因為我覺得，心病好了，會增進身體的健康。
有人說養老育幼很重要，我也辦養老院、孤兒院、托兒所、幼稚園，但是我覺得並不單養老育幼重要，生、老、病、死都是人生重大的問題，所以我開創佛光山的時候，決定要將人一生所有生、老、病、死的問題都能用佛法解決，讓佛光山的內容，可以成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勵大家應當今世往生佛光淨土，不必等到來生。
說到教化，有人說興學、出書很重要，我不但興建佛教學院，培養弘法人才；興建普通小學、中學、大學，培養社會人才；辦理佛教雜誌，弘揚佛陀的真理；開設佛教出版機構，宣揚佛陀的法音；我更覺得應該進一步效法佛陀的觀機逗教、應病與藥及觀音的普門示現、隨類應化的精神，關照到所有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眾生。因此，對於喜歡念佛的信徒，我為他們組織念佛會；對於喜歡參禪打坐的信徒，我為他們設立禪堂，開辦禪坐班；對於想要學習各種技藝的信徒，我為他們開設佛教插花、素食烹飪、書法抄經等班級，讓他們在學習的同時，也領略到佛法的奧妙；對於前來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頓兒女的信徒，我舉辦兒童班、安親班，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來道場，既不是來拜佛，也不是來求法，而是心中有苦悶，想要找人訴說，我就設立客堂、談話室、心理谘商，讓他們前來傾吐心事，並為他們解決煩惱；看到有些信徒隻是來寺院喝茶參訪的，我就設立滴水坊，並且安排知客帶領他們參觀；看到有些信徒隻是想來品嚐素齋的，我就設立會館餐廳，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標舉“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無非都是基於效法諸佛菩薩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