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上述狀況，顯然與企業創辦者本身的行政性質有關。鄉村政權組織是企業的投資主體，資金主要由鄉村政權組織籌措，企業領導班子由鄉村政權組織任命。由於鄉村政權組織必須對資金的安全性和營利性負責，順理成章地掌控起了企業的經營決策權，鄉村政權組織與企業形成了“天然”的、難以分割的聯係，使得企業不可能真正成為自主決策、自我發展的市場經濟主體。顯然，不解決投資主體產權的人格化問題，不管由誰來興辦和管理企業，在經過短暫的繁榮之後，隨著超額利潤的消失，企業都會漸漸走上缺乏活力的死胡同。
溫州、台州一帶以民間信用為主解決資金問題，走上了一條與環杭州灣、寧紹一帶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子。然而這一發展路子的形成，並不是溫、台農民天生具有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基因，而是客觀狀況使然。
——鄉村集體經濟薄弱。1979年，溫州、台州農村集體經濟的人均公積金，僅為全省平均水平的1／2，更是大大低於環杭州灣、寧紹一帶。在這種情況下，溫州、台州一帶的農村集體經濟，根本不太可能還有多少農業剩餘，可以用來發展非農產業。
——遠離政治中心。溫州距杭州400多公裏，台州距杭州300多公裏，空間距離再加上交通條件較差，弱化了省裏對於溫、台一帶的領導，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不如環杭州灣、寧紹一帶。而且，溫州當地幹部與南下幹部之間曾經有過的曆史隔閡，也影響了溫州與省裏的關係。
——有集體工業失敗的經驗教訓。溫州農村嚐試過創辦集體企業，但由於遠離經濟中心、交通等成本較高等因素，這些企業絕大多數相繼倒閉。”
這就是說，溫台一帶的鄉村兩級政權組織，由於集體經濟薄弱，不僅缺乏必要的創辦集體企業的資金能力，也由於政權建設薄弱，缺乏必要的融資能力，再加上集體企業屢屢失敗，這就把農民推向自我融資、自行創辦企業的路上去了。農民在舍此而難以改善自身福利的狀況下，隻能自救，民間信用的路子是被逼出來的。
因此，對於溫台農民來說，民間融資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做法，是一種出於本能的選擇。集體沒錢，即使有錢也辦不好企業；信用社借錢太難，經營機製與民間企業不兼容。當然，信用社也有自己的苦衷，因為貸給農民的錢，會使自己在上級麵前說不清楚，不如不貸。顯然，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金融體製無法接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間創業的融資要求。
農民創業的經濟績效進一步支撐了民間信用發展。溫州農民具有較大的生存壓力，隻有千方百計地進行非農產業活動，才能獲得基本的生活資料。溫州平陽縣南豐村100家農戶，隻有8戶農民以農業為主要收入（農業收入大於家庭總收入50％以上），其餘92戶以非農產業為主要收入。這種非農產業比較活躍的經濟活動環境，再加上計劃經濟造成的普遍的低效率，導致農民的非農產業活動具有較好的回報。因此，民間借貸在多數情況下，總是能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下收回，從而形成民間信用正反饋，刺激了民間借貸的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較好的經濟績效，雖然使得民間信用的利率較高，但由於增加了當地民間信用的資金供應量，因此又有利於抑製利率水平，刺激民間信用總規模的擴張。
創新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
浙江人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其聰明才智，創造了一係列兼容於傳統體製的經濟活動方式，從而形成民間企業與國有企業相對接，市場經濟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體製相融合的局麵。
依附型。通過依附在國有企業身上，形成最初的資本積累。而在隨後的發展中，離開國有企業形成獨占鼇頭的市場優勢。現在占有國內炊具行業1／2份額的蘇泊爾公司，原是浙江沿海玉環縣的一家小廠，1989年他們成為生產雙喜牌壓力鍋的沈陽壓力鍋廠的一個分廠。1994年，蘇泊爾不顧沈陽方麵的禁令，搶先采用新標準生產，逼得沈陽方麵節節敗退，不到兩歲的“小老弟”成了行業“龍頭”，沈陽壓力鍋廠的一位副總和銷售科長投奔他們。也有一些企業甚至依附在外商身上，如義烏人龔品華的華鴻企業，最早替台商銷售鏡框，積累起了巨額資產後，最後聘來這位台商做龔的技術總負責人。
從屬型。民間企業通過替國有企業生產零配件，成為國有企業的配套廠，逐漸發展壯大起來，這是今天絕大多數成功的民間企業的經營之道。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政府大力提倡橫向聯合，鼓勵城裏的國有企業尋找農村的配套企業，從而快速提高生產能力。當時寧波水表廠的產品供不應求，采取了一種被稱作“脫殼下放”的辦法，把一些過時的、陳舊的設備給農村鄉鎮企業，讓他們生產水表零部件，扶持了一大批農村企業。上海的一些手表廠、自行車廠，不僅把零配件下放給農村企業，還采取每輛車收取3～5元不等的貼牌費的辦法，讓民間企業生產當時非常暢銷的“鳳凰”、“永久”自行車，一時間市場上到處都是名牌手表、名牌自行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