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做生意特別注重從小處著手，他們非常能吃苦，意誌非常堅韌，隻要有一分錢賺就會不遺餘力地去幹，從不好高騖遠，從不好大喜功從大量經商實績來看，溫州人即使生意已經鋪得比較大，他們仍會像初創時期那樣拚命工作，並不懈怠。那些看起來沒什麼錢賺的小生意，他們不僅不會嫌棄，反而會特別認真，往往幾分錢的螺絲螺帽、幾角錢的小元件也要錙銖必較，認真對待。這其實體現了一種精神，即把小生意當做事業來籌劃，無論何時都本著從“零”做起的精神，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一絲不苟。
早期的浙江產品多顯“小”字特色，工藝都並不複雜，隻要有一定的手工技能便行。而史載浙江人自古就“習於機巧”，即有著手工工藝的傳統，對於技術並不複雜的上述各類小產品，一般的家庭通過鑽研都能輕鬆拿下，稍顯複雜的工藝則可以經過相互刺探、相互影響逐步得到解決。種種條件的具備，就為家家搞生產、戶戶作經營鋪平了道路。
早期浙江經濟選擇小商品、選擇前店後廠的家庭生產兼經營的模式，一開始難免出於無奈，可它卻不僅僅是一種無奈、一種被動，更是一種智慧、一種主動。幾乎可以說是根據自身的條件，量體裁衣，是慧眼識“小”路，聰明“大”抉擇。四兩撥千斤當然要靠巧勁兒，既然做大的、上大的現實條件不允許，從小出發，緊緊抓住一個“小”字大做文章，做透做活，做出特色來，就有出路。
“小”，畢竟是因條件所限而不得不選的發展之路，也就是說，是因自己有所不能、不能為大而擇小，如何從小出發做活做透就要三思而行了。可貴的是，浙江人知道自己的缺陷所在，懂得揚長避短，在現有的條件上謀求生存的出路。他們自知無論從生產規模，還是技術力量、生產設備等等都不能與成熟的企業相比，因而就反反複複地審視自己的力量和市場現實，找到一條適於自己生存的夾縫來。這個夾縫正是配件經濟。這個選擇實踐證明不僅是選對了，而且由“小”通“大”，通得無限廣闊，盡顯“小”的神威。
以“小”為業的浙江人在經營小商品時，多用依傍大企業的戰略。這種情況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使然，而並非是由於對自然界的師法。在浙江經濟發展之初，作為經濟主體的家庭作坊麵對強大的市場競爭對手，如果針鋒相對，正麵抗衡硬碰硬，無異於以卵擊石。因此早期創業的浙江人自知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技術實力方麵自己都無優勢，所以他們並不喜歡重拳出擊，直麵市場，而喜歡搞一些比較普遍的或比較偏門的產品。
一般來說，有如從市場夾縫中漏掉的東西，一些小產品在大企業看來不起眼，容易為大企業所忽視或不屑，然而回過頭來卻發現恰恰少不了。浙江人所撿拾的正是這種東西：別人生產服裝，他們就生產經營服裝業必需的扣子和拉鏈；別人生產食品，他們就印製不可或缺的生產包裝；別人生產機械設備，他們就生產標準零部件。總之，緊緊依附於大企業的所需行事，大企業需要什麼，他們就生產什麼；大企業指向哪裏，他們就打到哪裏。這種在大經濟身上發展小經濟、依傍或寄附的生產經營方式，在一定時期內對浙江經濟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既避免了大企業的吞食，避免了市場的風險，也豐滿了自己，創造了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北京電江城科貿有限公司的創辦就是得益於電視機配件的生產。1986年，樂清商人劉碎孟從西安買回了“鬆下”、“三洋”等品牌的電視機，回到家裏便三下五下拆去了機殼。拆開後他並不關注顯像管、熒屏等主要器件，而是大費周折地把附屬的塑料件、結構件的尺碼仔細複製下來，以便用於生產。不久技術問題解決，他接著便成立了向陽自控開關廠，專門生產彩色電視機配件。配件生產出來後，他又帶上樣品奔赴電視機生產企業，上門兜售。經過“四川長虹”、“黃河電視”等廠家的技術人員檢測，技術全部達標，同時由於其價格僅及國內外同類產品的1／3，自然為廠家所接受。劉碎孟由此成了國內電視機生產企業的配件供應商。幾年後，其銷售額很快達到600多萬元。1997年，劉碎孟成立了北京電江城科貿有限公司，並在國內各大城市設立了分公司。
浙江虹橋動力製造有限公司最初是以製造摩托車配件起步的。總裁賴國貴早年在乘車時認識了一家摩托車生產企業的工程師，該工程師建議他搞一下摩托車配件試試。受此啟發，賴國貴和父親辦起了一個生產作坊，像劉碎孟那樣，仿照著買來的摩托車配件，生產出了產品。賴國貴認識到，要發展，就必須跟上發展形勢，必須使自己的產品適用於摩托車生產前沿。1992年，他果斷地瞄準在市場上潛力極大的中排量發動機的核心部件，通過日夜研磨，終於試製成功，為廠家提供了高質量的汽缸配件，從此走在了行業的前頭。此後賴國貴一直致力於開發研製具有國內外先進水平的配件產品，後來當企業形成了一定的實力，具備了較高的知名度，於是搖身一變，果斷地開始獨立生產摩托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