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十分注重借用外部的力量，他們的借用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實際情況為依據進行整合、消化、創新、超越。
借助上海的恩惠
上海對於浙江強大的極化作用，造就了一個國有和集體工業都較弱的浙江。而在另一方麵，由於本地經濟很弱，民間福利水平很低，激發了浙江人的創業衝動，加快了浙江的市場經濟進程。而進一步來看，一個強大的上海在吸引浙江資源的同時，也對浙江經濟形成了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這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餘年來尤為顯著。
19世紀中葉以來，浙江現代交通是以上海為中心展開的。沿海航運是浙江沿海各地與上海的天然紐帶，內河航運則構成了杭嘉湖與上海之間便利的交通往來。而浙江境內各地的交通，由於鐵路、公路建設較遲，以及因內河水位差所導致的航運障礙，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才大致形成一個可以稱之為整體的交通網絡。滬杭鐵路於1908年通車。寧波至杭州的鐵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德國進口的曹娥江大橋的鋼架構件壓在青島港，至抗戰開始仍未能通車。1928年曹娥至杭州的公路通車，彌補了杭甬兩地的交通阻礙。1933年，杭（州）江（山）鐵路通車，1937年錢塘江大橋通車，至此，浙江現代交通網絡才粗具規模。然而這時，抗日戰爭爆發了！錢江大橋通車之時，也成為其自行炸毀之日。
交通體係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浙江的經濟流向。從地理上說，在北侖港未建成以前，浙江交通中心不在省內而在上海，據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統計，浙江進出物資的70％以上需要在上海中轉。
浙江各地與上海的經濟往來，遠遠密切於省內各地之間的經濟往來。浙江自身長期沒有形成較強的工業基地，而浙江交通則處於中原交通網絡的邊緣。杭州雖然號稱是浙江公路和鐵路交通的樞紐，但杭州工業太弱，不足以擔當起浙江經濟中心的重任。長期以來，杭州作為浙江陸上交通樞紐，甚至連貨運的集散功能都不具備，主要是客運的過境功能。寧波工業比杭州更弱，更不能擔當起浙江經濟中心的重任。
新中國成立以後，浙江與上海形成了密切的經濟技術合作關係，一定程度地衝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20世紀50年代末期，浙江有關廳局駐滬人員多達1000多人，浙江人從上海那裏得到了大量寶貴的資金、物資、技術和銷售渠道。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十餘年中，上海成為浙江鄉鎮企業的助產士、技術開發和產品銷售的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寧波、沼興一帶的農村，利用與上海的血緣等關係，引入上海的產品、資金、技術和銷售渠道，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80年代初期，在寧波、紹興一帶，簡直很難找到一家與上海沒有一點經濟技術往來的鄉鎮企業。嘉興、湖州一帶利用與上海的地緣關係，引進上海資金、技術，積極發展水泥、磚瓦等生產，形成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最早的原始積累。
上海的一些名牌大廠，在當時日用工業品供不應求的狀況下，紛紛在浙江尋找合作夥伴，定點生產。當時上海以供出口為主的梅林罐頭，相當一部分是浙江生產的。上海與紹興合作生產鳳凰牌自行車，是當時浙滬合作的典型案例。為了爭奪定點廠，上海與浙江之間時有糾紛發生。1981年，上海一家外貿公司挖走了台州繡品廠的貨源，引起浙江高層領導關注。此事件調查後的結論是，應該尊重企業之間正常的業務往來，但浙江外貿企業也應增強競爭實力，做好工作，吸引和控製貨源。
“星期日工程師”成為當時的美談。周日和節假日，上海工程師和經營管理人員，風塵仆仆地奔走於滬杭甬和浙贛線，指導浙江鄉鎮企業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現已成為重要的針織服裝產地，居民人均收入近萬元的象山縣爵溪鎮（已改為象山縣街道），20世紀80年代初用簡陋的滑竿抬著上海師傅翻山進鎮，進行技術指導。
分析當時上海對浙江經濟輻射的原因，主要是四個方麵。一是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浙江與上海有巨大的經濟發展差距；二是上海經濟缺乏足夠活力，隻得把一部分生產經營能力轉到浙江；三是上海方麵具體的當事人能從浙江企業得到一定的利益激勵；四是浙江企業活力較強。
上海降低了浙江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交易成本，形成了以下三方麵的促進作用，這是中西部地區所不具有的優越條件。
學習成本較低。上海曾是遠東最重要的工商城市。明治維新後，日本小學教科書上描寫上海的課文，充滿了對上海的傾羨，就像我們今天介紹紐約的文章一樣。上海是浙江的最好老師，是一個可以少花錢而能夠學習到大量現代知識的老師。還沒有完全脫離土地羈絆的浙江集體企業和個體經濟的創業者，在自家門口，就能感受到來自於上海的現代經濟知識和大都市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