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艱難的環境造就了司馬遷堅韌的性格和心態，在麵臨著生與死的抉擇關頭，司馬遷不禁徹夜難眠，思緒萬千。他想，自己的先人並沒有立過赫赫的功勳，自己也不過是一個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決不能和曆史上那些“死節”的人相比的，那不過“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對於那些想將自己置於死地的人來說是無所痛惜的；對不明真相的人來說，也許還會產生誤會，以為是“智窮罪極，不能自免”才自尋短見的。人雖不免一死，但“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代價有大有小，如果這樣平白無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此時此刻，曆史上那些有過坎坷遭遇的哲人的豪傑們不平常的經曆，浮現在他的腦際，更給了司馬遷生的勇氣。他想起了那些在困苦中仍發憤著書，終於功成名就的先賢們：西伯被拘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厄而著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寫出《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寫出《國語》；孫臏被剜去膝蓋骨而編寫出《孫臏兵法》；呂不韋遷居蜀地，《呂覽》流傳於後世；韓非在秦國被捕下獄，寫出了《說難》、《孤憤》……
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48歲的司馬遷，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選擇，他擯棄自殺和赴死的念頭，決計忍辱偷生，接受那最為慘無人道的腐刑。他“就極刑而無慍色”。
腐刑不僅摧殘了司馬遷的健康，也給他的精神帶來了為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然而，這都沒有能夠摧毀司馬遷的意誌，正是這人生的悲劇，使他對曆史，對人生，對漢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對封建專製有了新的認識。他很快從極度的悲憤中解脫出來，將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將自己全部的心血，傾注到正在撰寫的《史記》之中。
受刑後的司馬遷仍然被關押在獄中。在這種非人境況中，他沒有一天停止過思考，幾乎天天與《史記》結伴，或在腦中醞釀，或不停地記下一些考慮成熟的片斷。大約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才獲釋出獄。
司馬遷出獄後，很快被任命為中書令。他的經常性工作是將皇帝的命令下達到尚書，並將尚書的奏事轉呈給皇帝，地位頗為顯要。他以帶罪之身，得以充任這樣的職務，因而被一些人視為“尊寵任職”。
其實司馬遷自己最明白，中書令一職能出入皇上身邊，權勢確實非同一般，然而此職一般都是讓有文化的宦官擔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後才被委任此職，這正是對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時時感到悲怨與憤恨，自然對朝廷內外的一切事務，毫無興味。然而，司馬遷堅韌的性格再次發揮了作用。他充分利用在皇帝身邊工作的種種便利，全身心地繼續投入到《史記》的寫作之中。司馬遷滿腔積憤，他在現實生活中，被無理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自由，可是在修史寫作的天地裏，他卻有了一定的自由。“天高任鳥飛”，他可以用自己銳利的目光和判斷力，對古往今來的帝王將相、貴妃才人、忠奸善惡者，進行褒貶，進行鞭撻。
經過司馬遷前後14年的努力，約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部構思嚴謹、體大思精的空前曆史巨著——《史記》，終於基本完成。這是一部融入了司馬遷全部心血和畢生精力的不朽著作。全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將三千年的曆史，進行了全麵合理的整理，並使之納入一個科學的、龐大而又完整的係統。是中國第一部完善的紀傳體通史。
整部《史記》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組成，共計一百三十篇，近五十三萬字。
司馬遷無疑是堅韌性格的集大成者，他的忍辱負重不亞於勾踐的臥薪嚐膽。正是他的堅忍心態留下了《史記》的輝煌。魯迅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不僅擁有無可替代的史學地位，也在文學史上獨占千秋，受千人景仰萬人稱頌，可以說是日月同輝，與天地同壽。
成大事男人必具：忍常人所不能忍才能成常人所不能成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