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同誌是我黨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他一生尋求人民的解放道路，始終保持平易儉樸的作風，不事鋪張，不圖虛名，為革命事業忘我勞動，奮鬥終生。黨中央在祝賀徐老七十大壽的信中曾讚揚他說：“你痛恨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你的樸素勤奮七十年如一日，這個品質使你成為全黨自我犧牲和艱苦奮鬥作風的模範。”
徐老早年在長沙，是各校爭聘的名教師，兼課鍾點多，薪水高，但他除了開支一家生活費用外，全部用來買書和辦學，不事積蓄，不搞應酬，更不請客送禮。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擔任過幾個師範學校的校長，社會地位比較高，但他一貫粗食布衣，不吃珍饈，不著綢緞，不使用精美物品，自奉儉約。
當時，長沙城裏的中等學校很少，一般的中學教師，多是社會上“有體麵”的人，他們保持著紳士派頭，到學校上課要坐“三丁拐”（三個人抬的轎子），似乎不這樣就顯得寒酸，會被同事學生看不起。而任校董兼教員的徐老，來校上課時，卻常穿著“釘鞋”，撐著雨傘，挾著講義，每天返往八九裏，總是步行，從來沒坐過轎子。後來，這種作風也影響了其他教師，一個圖畫教員，本來生活不太寬裕，還雇三個轎夫，經濟上感到吃力。一天，他對徐老說：“你不坐轎子，學生仍然很尊重你，以後，我也要學你。”這樣一來，不少教師都不再坐轎了。
徐老在修業學校兼課時，正值袁世凱的爪牙湯薌銘督湘，他破壞教育，克扣教師薪水，一度使許多學校陷入困境，那時，徐老薪水也很微薄，甚至不發薪水，但是，當他看到因生活困難而難以繼續學習的學生，就常以金錢物質相助，他的錢除買書辦學外，多半都接濟窮苦學生了。那時他把家留在鄉下，距長河城八十裏，每次回家返城，都要走一整天，他連路上的午餐費也省掉不花，隻從家裏帶些炒好的紅薯片，在路上充饑。
參加革命以後，徐老更加克勤克儉，廉潔奉公，凡在他身邊工作和生活過的同誌都對他樸素勤奮的工作情景曆曆在目，縷縷可述。
徐老51歲入黨，參加長征時，已經58歲了。長征途中，條件艱苦，組織上和同誌們都想多照顧他，可他從不願給大家添麻煩，他和其他同誌一樣。頭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的衣服，腳上穿的鞋子，破了自己補；米袋、傘套自己縫；還用羊毛編織手套衣襪，用羊皮縫衣袋。
白天行軍，快到宿營地的時候，他總是邊走邊拾柴，或拔些野菜，用扶手的棍子挑著。一到宿營地，就搬兩塊石頭架起水盆，自己燒熱水洗腳，燒開水喝，有時還煮點麵糊或者野菜吃一頓。
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年老，配給一匹馬，還派了飼養員。可是，一路上他很少騎馬，不是讓給戰士們馱東西，就是讓給傷病員。硬是用兩隻腳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和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艱苦的日子裏，糧食蔬菜十分短缺，他常常吃草根樹皮過日子，而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糧食送給患病的同誌。
徐老常說，儉樸的生活能鍛煉堅強的意誌，陶冶崇高的品質。他說：“我過慣了儉薄的生活，覺得隻有這樣，才能使精神愉快。”的確如此，長征勝利後，徐老擔任了較高的領導職務，但仍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在延安，徐老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當時的邊區教育廳，設在延安城裏天主教堂旁邊的一個小院子裏，徐老就住在這個小院後麵的一間破舊的、狹窄的房子裏。在這個房子裏，有一個小炕，這是徐老和他的警衛員睡的地方；炕前擺著一張沒有油漆的小方桌，是徐老的辦公桌；房子的另一頭，放著徐老唯一的木箱，裝滿他在江西蘇區編寫的教材和資料。木條條做成的窗欞上糊著的窗紙已發黃破舊，徐老就是在這樣十分單調簡陋的條件下，為發展邊區教育事業，終日辛勤地工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