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英國政府的挾製，總理衙門致電張之洞，要他“設法速結，免生枝節”。最後，雙方議結如下：(1)郭六壽等二人正法，胡東兒充軍，胡視生等3人各杖200，流放到3000裏之外的地方，田福兒等4人分別處以流、徒、杖刑；(2)馬口司巡檢陳培周以“保護不力”被撤職；(3)賠付柯、金2人恤銀各1萬兩，教堂“由官修複”，賠償損失2.5萬兩，合銀4.5萬餘兩。武穴教案議結不過兩月，鄂西重鎮宜昌又爆發教案。蕪湖、丹陽、武穴等地教案發生後，宜昌風聲緊張，反洋教揭帖到處張貼。張之洞命令宜昌地方軍政官員“務須嚴切提防，萬勿大意”。
9月1日，飯鋪老板遊某丟失幼子，嗚鑼尋覓，找了一整天都沒找到。後來一位法國天主教聖母堂雇工告訴他，他的孩子現在在該堂，遊某於是在9月2日這天帶人前往聖母堂，果然在那裏找到了他的孩子。正在交涉時，堂外已有成群的人聚集，紛紛斥責教堂拐賣幼童，“有喊打者，有喊燒者，勢如潮湧，聲如山崩”，堂內修女急忙派人報官。此時，有十多個圍觀者“執短木棍，盤辮紮腰，在前吆喝”，帶領眾人衝入聖母堂，尋找其餘被拐幼童。忽然，緊鄰的美國聖公會教堂中一蘇姓教士向人群開槍，擊傷一人，憤怒的人群立刻闖入聖公會教堂，蘇姓教士等人倉皇逃走，眾人放火將聖公會教堂焚毀，又在聖母堂點火，堂中7名修女及巴姓教士(分屬法、德、美三國)被人打傷。附近河街教堂也被焚燒，宜昌的英教士、英僑住宅及正在興建的英國領事館等七八處建築有的被焚燒，有的被哄搶。
事發後，宜昌鎮總兵羅揞紳、知府逢潤古等當即率兵前往彈壓，護送洋人登上停在江邊的輪船，並將受傷修女、教士妥善護理。又派兵保護各洋行、稅務司、領事館及傳教士、外僑住宅。
宜昌教案涉及麵很廣，教堂之外，還有外僑住宅及領事館，國家則有英、法、美等國。張之洞得知後十分焦急，連忙電函逢潤古等“務將啟釁放火之人緝拿訊取，此節最關緊要”。逢潤古等人力加偽飾，複電稱：此案係民人找尋幼童、洋人開槍傷人而發，聖公會、聖母堂及洋人住宅係洋人理虧心虛、縱火自焚的。張之洞複電要求核查，一再囑咐“千萬不可飾以卻”，並派候補知府裕庚乘船奔赴宜昌查辦。當張之洞得知聖母堂內幼童並沒有被人挖目割腎之事發生後，電責逢潤古等人所報不實，又派荊州道方恭釗赴宜昌確查。他說此案關係到法、英、美等國，不能拿它當尋常地方小事來對待，不可謊報搪塞，……如果想虛詞推諉，企圖大事化小，不但沒有好處，還必定會耽誤大事。
9月10日，德國公使巴蘭德聯合英、法、美、意、比、俄、日、西等9國公使照會總理衙門，敦促清政府迅速處理此案，英法兩國並派軍艦從漢口上駛。英國領事乘機再次提出湖南全省通商之事，試圖要挾，被張之洞拒絕。但張之洞擔心各國以此為借口，聯合起兵，於是多次致電方恭釗、裕庚等人查拿凶犯，並說，如果查不到首犯，就必須像江南各案那樣，嚴格追查地方文武官員的責任。在張之洞的嚴責下，宜昌地方官員在宜昌、沙市、漢口等地捕獲12人，分別處以“徒、流、充軍”等懲罰。10日，開始交涉賠款問題，最後，議定賠償法國教堂銀10萬兩，英、美分別為6萬多兩。
晚清辦理外交者，皆以處理教案最為棘手。張之洞的做法無疑就高明了許多。他上能得到朝廷的稱讚，下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外能使列強無話可說，甚至有苦難言，內能贏得輿論的支持，被稱為有民族氣節。他在處理廣州、長江沿岸等地教案過程中，事先采取各種預防措施，事後麵對外國領事、主教的訛詐，據理反駁，義正辭嚴，終於使其奸計狡謀未能得逞。爭是一種誌氣，張之洞不可無爭之氣，否則難為強者。
按照強者的標準去做事
對於智者而言，他能夠看清自我強大的方略，即知道應該通過什麼方法改掉弱項，強化自己的實力。當然，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而是要憑頑強的精神和果敢的膽量。
耶律楚材，字晉卿，先世為契丹貴族，祖父仕金，父耶律履官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楚材三歲喪父，在母親楊氏教誨下博覽群書，精通儒術，深受漢族封建傳統文化熏陶。成吉思汗攻克燕京，喜其“身長八尺，美髯宏聲”，留置身旁。時有常八斤因善造弓備受成吉思汗賞識，每自矜日：“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回答道：“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聞之甚喜，“日見親用”，後來還特地叮囑太宗窩闊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耶律楚材和常八斤關於“弓匠”與“治天下匠”之爭，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蒙古野蠻落後舊製與先進封建文明之間的分歧。成吉思汗靠弓弩鐵騎建立起的蒙古汗國帶有濃厚的奴隸製色彩，甚至保留了許多原始氏族社會的落後傳統。蒙古貴族對中原地區的征服殺掠，給當地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造成社會倒退逆轉；同時對蒙古民族的自身建設、包括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改革進步，也產生了消極影響。耶律楚材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時期，利用在太祖、太宗兩朝備受信任，擔當重任的特殊機遇，盡心竭力補偏救弊，革除舊規，引導蒙古貴族跨人封建化軌道，充分發揮了“治天下匠”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