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簡單：過去的言行可以預測未來的言行。由於性格和品行一般都是恒定的事物，在某個時段的不端行為會是以後人生旅途中不端行為的一個預兆。如果你缺乏觀察某人品行的指標，那就應該認真想想該怎麼辦。其實，解決這一問題，隻需去了解那些在正式場合積極強硬卻在私人場合富有同情心的人。
第七，接受忠誠轉變。阿富汗就是一個忠誠轉變的典型例子。在冷戰時期，這個國家曾是我們敵對國家的敵人，還被美國視為盟友對抗蘇聯。然而，歲月如梭，到了2001年， 我們提供給阿富汗的曾用來對付蘇聯軍隊的毒刺導彈卻被用來對付我們自己的士兵。而俄羅斯人現在還能對我們攻打塔利班提出建設性的策略。
企業收購、兼並、合資經營，甚至人事變動同樣可以使昨天的敵人成為今天的盟友。隻要看看曆史悠久的摩根大通公司：一個名副其實的肥皂劇般的並購史， 在摩根的並購中涉及了相當多的重疊的競爭者。所以，在和你最大的競爭對手相處時，你更有理由去展現良好的品行，在和最輕視的對手交往時，也應該保持敬意。世界變化很快，你根本不可能預測到你的利益會和哪些難以想象的玩家重合。
第八，帶著戒備心理與對手同眠共枕。在這個忠誠不斷變化的世界裏總會有對手。但有機會和對手互惠合作的話，千萬別怕，隻需謹慎行事即可。
有些地方中情局官員根本無法前往。還記得一位理想的情報官員經常被稱為是“城府極深的童子軍”嗎？沒錯，但這個世界上，“城府極深的童子軍”也有許多地方不可前往。恐怖分子們在選擇軍事基地時就恰恰利用了這一點，比如奧薩馬·本·拉登在選擇恐怖組織總部時，就把總部選在了諸如蘇丹和阿富汗等對中情局來說行動極其困難的環境裏。但也有許多國家對美國及其境內的恐怖分子訓練營都持敵視態度。中情局依靠這些“敵對國家”中有限的合作關係，對恐怖分子嫌疑人實施抓捕、拘留，有時還對他們進行引渡。盡管兩國之間的公眾存在敵意，但兩國還是經常在這些反恐行動中配合。
從一個（希望中的）現實的角度出發，當利益大於風險時，企業同樣應該願意與自己的“敵人”進行合作——無論那是一個競爭者，還是一個曾經有過不愉快的前同事，或是一個調查監管機構。在與他們進行合作時，保持好你的優勢。同時，敞開機會之門準備和那些最不大可能的夥伴進行合作。
第九，緊急事情緊急行動。這聽起來好像是句廢話。然而就有一種人會把所有工作當作一種危機。在某些組織中，“有緊迫感”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美德，即使實際情況除了緊急之外並沒有其他任何意義。然而，在許多情況下，著急隻會使事情變得糟糕。
情報官員工作中另一個比較困難的方麵就是其盯上的目標人員獲悉了中情局的招聘目的。想想如果你是一個潛在的間諜分子，假如與你關係密切且你極其信任的一位朋友突然告訴你她有一個秘密，說她之前告訴你的很多個人情況都是假的——其實她是一位中情局情報官員，並且她還讓你冒著生命危險定期向她泄露絕密信息。很顯然，這樣的請求很難處理。如果某位情報官員這樣魯莽地采取行動，他就會葬送與目標的親密和信任關係，還可能會遭到目標的拒絕，甚至還會被目標舉報。所以，即使間諜分子果真掌握了緊急信息，情報官員也需要謹慎行動而非倉促行事。如果倉促行事，隻會適得其反。
然而，我認識的許多商界管理人員都覺得在工作中什麼都可以接受，唯獨不能接受沒有緊迫感。他們喜歡員工隨叫隨到，喜歡員工提前一天幹完所有的工作。這種風格的管理者一方麵會讚賞那些匆忙行事，急於趕超任務的員工，另一方麵還會謾罵那些完全知道本來可以晚些時日再交報告的員工，隻因為管理者缺乏耐心，員工卻不得不周末趕工。這種管理者做事也不懂轉換優先順序。如果你的團隊成員對事情的輕重緩急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當真正關鍵的事情來臨時，他們就會立即調整並重新安排事情的主次關係。
第十，尊重法律帶來的意外之果。中情局官員總是在密切關注政治、經濟，甚至工業領域的變化給利益目標所帶來的間接結果。例如，某個地方發生的一場軍事政變意味著突然會有許多被迫交出權力的前任高官，這些官員對新政權很可能充滿仇恨，還急需資金。換句話說，招聘他們的時機成熟了。裙帶關係對正在物色情報分子的情報案件負責官員來說也大有益處。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任命他的女婿而不是某位多年來鞠躬盡瘁渴望晉升的官員擔任顯赫職位時，這位失寵官員很可能會心懷不滿，便會盼著友好的美國政府的代表來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