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各地主管部門的信息顯示，當前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成為難點，一些城中村、城鄉接合部成為社會服務管理的盲區，特殊人群的幫教管理機製尚需進一步完善，網絡等新興事物衍生的社會問題的有效治理還需進行製度創新。
針對這些問題，社會管理能否及時跟進、有效應對，能否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有所創新，不僅是對相關社會管理職能部門能力的考驗，更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考驗。
社會矛盾突出是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
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不少地方都在著力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機製，對如何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進行了實踐探索。但這些探索如何實現從“點”到“麵”的轉變，如何從針對具體事件和突發事件的探索中總結經驗，從而形成整體規劃、實現製度創新，如何梳理複雜利益關係，破解影響社會建設的體製難題，仍需要各級黨委政府擔負起第一責任。
2009年以來，我國社會矛盾呈現一種高發態勢，觸點多，燃點低，處理難，用官方的說法就是“社會矛盾凸顯期”。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有的地方甚至在重複犯錯，沒有長進。
從表象看，當前的社會矛盾觸點很多，企業改製、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保維權、勞資糾紛等都是熱點領域，各種矛盾衝突層出不窮，涉及社會各個階層。從總體上看，當前的社會矛盾實質是利益衝突，絕大多數都是群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利益個體自發組織起來，通過集體行動，喚起政府的關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確認和保障。
從根本上講，當前社會矛盾的糾結點在於——人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與缺乏製約、監督並拒絕“被馴服”的公權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公權”與“私權”之間的博弈。這兩者力量的對比與消長將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能理解為何當前社會矛盾的敏感性、關聯性、對抗性及破壞性正在不斷走強。
社會矛盾層不窮並非空穴來風
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土地價值倍增，由此帶來的巨額出讓金、財政收入以及房地產業拉動的GDP增長和官員政績，使一些地方實際上形成了“權力+資本”的自利型政治集團，權力在市場經濟中的巨大魔力讓他們欲罷不能。
在權力缺乏製約和監督的情況下，一些地方類似於“山寨王國”，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自己的轄區內主宰一切，除了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有，他們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有了“權力通吃”的底氣，掌握公權的人當然不願意與他人協商，更不可能讓渡利益，達成妥協。
另外一方麵，改革開放30年來，尤其是互聯網在我國迅猛發展10餘年來，民眾公民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普遍覺醒，擺脫了臣民對人的依賴，擺脫了市民對物的依賴，擺脫了人民的敵我二分法，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熱情高漲。一些地方的執政者如果意識不到，或者抗拒這樣的時代變化，那麼社會矛盾的對抗性及破壞性隻會越來越強，可能陷入“不走到絕路決不回頭”的曆史陷阱。
領導幹部嚴重缺乏解決社會矛盾的經驗
讓人擔心的是，在近來的一係列社會熱點事件中，無論是掌握權力的基層官員，還是維權的普通民眾，對在法治框架內解決矛盾衝突都缺乏信心和耐心，造成兩端對立，難以達成社會契約。大家似乎都覺得唯有暴力、國家機器等強硬手段才是解決問題的“特效藥”，而曾被大家稱道的重慶處置出租車罷運事件的“對話——協商——妥協”模式如同曇花一現，始終未能成為主流。
2009年發生的“通鋼事件”，憤怒的國企職工直接將入主的民營企業總經理毆打致死，這種仇恨的宣泄與極端情緒其實是企業改製問題的總爆發。長期以來，企業改製中職工訴求渠道不暢，“被剝奪感”、“被忽視感”成為工人的集體意識。在上訪、護廠、堵路等手段已經讓社會麻木，引不起重視後，工人的行為必然趨向於極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暴力化的討價還價。
近年來，維權群體跨地區、跨階層聯合的趨勢日漸明顯。他們為什麼這麼做？答案很簡單。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的身份認同讓維權者很容易找到共同點，自然就會形成超越地域界限的階層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