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指人才表現出來的意誌、興趣、情感、性格和專注力等品德。優良的心理品德應表現為高度的事業心、吃苦耐勞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撓的意誌以及高尚的情操。
識，指的是人才的見識，即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見解，表現出與眾不同的見識能力。具有見識能力的人能夠入木三分地把握和認識事物的本質；能一針見血地抓住事物的發展關鍵環節；能得心應手地駕馭各種環境和條件；能在關鍵時刻堅定果斷地拍板；能衝破習俗觀念的束縛，大膽地另辟蹊徑。
才，是指一個人認識客觀和改造客觀的能力，包括記憶能力、觀察能力、實際操作能力、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能力和想象力。
學，即學問、知識，包括直接知識、間接知識、理論知識、經驗知識等。人才的知識結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和前沿知識組成的塔式結構；另一種是以專業知識為基點和骨幹，以其他與之相鄰相近的知識作補充交織而成的網絡式結構。
體，指身體素質。身體是事業之本，曆史上許多成功的人才都是得助於健康的體魄。
人才的德、識、才、學、體，五位一體，密不可分，互相製約，相輔相成。其中，德居首位，是人才的靈魂，是其他四者之根本；識具有決定性作用；才是必備條件；學是智能方麵的基礎要素；體是人才成長的物質基礎。識別人才須兼而顧之，如果僅僅以貌取人，以外表的俊美與醜陋來識別人才，而放棄對人德、識、才、學、體的全麵分析與觀察，隻能使領導者步入識才的誤區。法國大作家雨果筆下的《巴黎聖母院》中有兩個典型人物形象：一個是聖母院撞鍾人加西莫多，雖奇醜無比，卻心地善良；另一個是聖母院副主教克羅德·佛羅洛，雖相貌堂堂，內心卻十分肮髒。這說明在識才時，千萬不可被相貌所迷惑。
僅憑個人意誌、個人印象來肯定或否定某個人，隻能空懷愛才之心，不會得到真正的人才。
5別以個人好惡識人
對人的看法，不能以個人的好惡來決定其好壞。因為人的興趣、愛好、性格各有所異，不能隻憑自己的愛好，以己之見來斷定某人是否有用。有的領導往往以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氣和誌趣與己相投，便不再注意這個人的其他方麵，就把他當成了人才。這樣，往往會出現隻有情投意合才被重用，搞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沒了很多為領導者所“不了解”的人才。
劉備在得到諸葛亮之前，隻憑個人的喜好作為識人標準，憑個人的印象和臆測選識人才，並自認為自己已“文有孫乾、糜竺之輩，武有關、張、趙之流”。殊不知，天下之廣，人外有人。隻憑個人感情來評判人，結果往往會走入迷津。他常歎自己思賢若渴，身邊無人才，以至於第一次見到司馬水鏡時竟無端埋怨說，我劉備也經常隻身探求深穀中的隱賢，卻並沒有遇到過什麼真正的人才。司馬水鏡引用孔子的一段話，批駁了劉備的錯誤觀點，說：“孔子說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怎麼能說無人才呢？”繼而又指出，荊襄一帶就有奇才，你應該去訪求，為三顧茅廬拉開了帷幕。所以，僅憑個人意誌、個人印象來肯定或否定某個人，隻能空懷愛才之心，不會得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時，大臣盧承慶專門負責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糧草督運官，一次在運糧途中突遇暴風，糧食幾乎全被吹光了。盧承慶便給這個運糧官以“監運損糧考中下”的鑒定。誰知這位運糧官神態怡然，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腳步輕盈地出了官府。盧承慶見此認為這位運糧官有雅量，馬上將他召回，隨後將評語改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可是，這位運糧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謝。原來這位運糧官早先是糧庫的混事兒，對政績毫不在意，做事本來就鬆懈渙散，恰好糧草督辦缺一名主管，暫時將他做了替補。沒想到盧承慶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辦事、為官沒有原則，二人可謂“誌趣、性格相投”。於是，盧承慶大筆一揮，又將評語改為“寵辱不驚考上。”盧公憑自己的觀感和情緒，便將一名官員的鑒定評語從六等升為一等，實可謂隨心所欲。這種融合個人愛憎好惡、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員的真實政績，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員的客觀標準，勢必產生“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這樣，最容易出現吹牛拍馬者圍在領導者左右，專揀領導喜歡的事情、話語來迎合領導的趣味和喜好。久而久之，領導者就會憑自己的意誌來識別人才，對對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而對與領導保持距離、印象不深的人，即使真有實才，恐怕也不會委以重任。所以說，偏愛偏惡對人的識才與任用是片麵的，對國家、對事業將會帶來不良後果。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是秦始皇以自己的愛憎標準來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斷送的那段曆史了。秦始皇偏愛幼子胡亥，偏惡長子扶蘇，這與他重法輕儒有關。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學說，他喜讀韓非的《孤憤》，是因韓非的思想對他進行統一戰爭很有作用。韓非指出，國家強弱的關鍵在於“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由於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視以“仁愛”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恰恰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扶蘇與之意見相左，他堅持儒家思想，建議以仁義治國，以德服天下。這引起秦始皇的不滿，趕扶蘇去做監軍。因趙高學法，而趙高又是胡亥之師，所以，始皇寵信胡亥。不可否認，秦始皇以法治國對統一中國是起了決定作用的。但愛憎要實事求是，不能偏愛、偏惡。任何學說，都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須隨時代的變化、條件的更新而向前發展，或被其他學說所吸引，或兼容並蓄。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嚴刑峻法；加之，私欲膨脹，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終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講德治，對長子的直諫，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責為異端，對那些以法為名、實為害民的胡亥、趙高等愛之、用之，使其以讒言陷害扶蘇得以奪權篡位，致使秦傳至二世而亡。所以說，識人才，絕不能僅憑自己的愛憎，輕易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