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的以義理財觀
眾所周知，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因此，理財或者說解決國家財政困難，便成為這次改革的中心。
在王安石理財中，其指導思想是“以義理財”。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首先，王安石認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公立書》，四部叢刊本。這裏，他以《周禮》為依據，肯定理財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內容，是合乎正義的行為。財利是立國的根本，國家各種政治設施和活動都離不開財政實力作為支柱，義和利的關係是“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長編》卷219.。因此，他進一步明確指出：“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臨川先生文集》卷73《答司馬諫議書》。其次，王安石把“理財”與“義”進行統一，“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臨川先生文集》卷70《乞製置三司條例》。。理財必須以義作為統帥，隻要不是對人民的聚斂搜刮，而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和使人民富裕起來，這種性質的理財就合乎“義”的要求了。最後，王安石“以義理財”的基點是生財，也就是通過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從而提高財政收入。早在他作州縣官吏時，就曾在《與馬運判書》中說：“嚐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臨川先生文集》卷75《與馬運判書》。王安石認為，北宋王朝之所以財政匱乏，不僅在於國家費用開支沒有節製，更主要的是沒有開辟財源。要使天下富有，必須發展生產，向自然界索取，開發自然界的資源。那種隻知道關起門來與兒子做生意的人，雖然全部得到兒子的財富，那也是富不了的。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上奏宋仁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又提出：“臣於財利固未嚐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嚐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臨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裏，王安石進一步認識要解決公私困窮問題，必須理財有道，而要理財有道，關鍵在於發展生產，通過生產去開發自然資源，從而增加社會財富。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同樣的稅率可以取得較多的稅額，就能使國家費用充足。這就是王安石所期望的善理財者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王安石以義理財的思想除了以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從而提高財政收入外，其另一個重要的思路是抑製兼並。王安石主張奪回兼並勢力所占有的社會財富，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就是他一再強調的“摧兼並，收其贏餘，以興功利，以救艱厄”《長編》卷240.；“苟能摧製兼並……不患無財”《長編》卷262.；“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臨川先生文集》卷70《乞製置三司條例》。。
總之，王安石以義理財的思想主要由兩個方麵組成：其一是通過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社會財富總量，達到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其二是在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運用政治權力，進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割，從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思想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力資源，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效率，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來增加社會財富，這就是“生財”；二是通過巧立名目增加稅收，擴大征賦，加重對民眾的剝削來增加國庫收入，這就是“取財”。從變法的六大措施看，除農田水利法完全是以“生財”為目的外，其餘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都帶有很濃厚的“取財”色彩。加之在變法中用非其人，導致這些措施更加變性，有些甚至淪為巧取豪奪，走向反麵。如青苗法初衷是為了限製高利貸，後來為了擴大取息範圍，又實行強製攤派，無論是坊郭戶，還是鄉村上戶、下戶和客戶，都被抑配青苗錢，強製納息，這與當初“願則與，不願不強也”的承諾完全相反，使青苗錢成為一種隱蔽的稅收。到最後，“州縣常平錢（青苗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已完全異化為公開的掠奪。又如在實行免役法時，當役錢固定下來以後，不僅在州縣役人中盡量擴大自願投名，不支雇錢者的名額，還幹脆取消耆長、戶長、壯丁等鄉役人，以保甲製度恢複差役。對於這種做法，連宋神宗也覺得說不過去，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百姓。”《長編》卷263.而保丁若由鄉村上戶擔任，催稅時可以乘機勒索，仍是肥缺，貧民備受其苦；若由鄉村下戶充任保丁當催稅甲頭，“甲頭皆耕夫，豈能與形勢之家、奸猾之戶立敵”。由於下戶從地主那裏催不到稅，“破產填備，勢所必然”，“類皆賣鬻子女，狼狽於道”。再如實行市易法，固然剝奪了大商人壟斷性商業經營的“較固取利”，但不少中小商人由於向市易司賒貸錢貨，因不能支付息錢和罰錢而破產。另外，市易法實行中建立了官府壟斷經營，弊病叢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
王安石的一些經濟管理思想，從理論上看是進步的，但從當時社會現實看，則又大大超越了當時的曆史情況，是行不通的。如變法中的納錢免役、雇傭計錢，從理論上講，普遍地促進雇傭關係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從而使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削弱。但是從現實上講，宋代仍處於封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廣大自耕農所擁有的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更遑論那些上無片瓦下無寸地的佃農，“襤褸不蔽形，糟糠不充腹……亦有未嚐識錢者矣”《溫國文正公文集》卷45《應詔言朝政闕失事》。，哪裏能年複一年地弄到許多錢向政府交納。正如蘇轍所雲：“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貨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蘇轍集·欒城集》卷35《自齊州回論時事書》。不少貧民不得不“殺牛賣肉，伐桑鬻薪”《宋史》卷177《食貨上五》。，甚者鎮州、定州農民出現“伐木拆屋，以充役錢”《樂全集》卷25《論役錢劄子》。的慘況。
二、司馬光的養其本原和節省冗費思想
北宋時的財政危機，使有識之士都感到非改革不可，但采取什麼辦法增加財政收入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則意見不一，如司馬光、蘇軾、蘇轍、文彥博等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王安石持不同意見，其中又以司馬光最為典型。限於篇幅，這裏僅介紹司馬光的主要觀點。
嘉祐七年（1062年），司馬光寫了一篇長達5000言的專論理財問題的《論財利疏》《溫國文正公文集》卷23《論財利疏》。以下11個自然段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見於此。。此文集中反映了司馬光關於解決當時宋王朝財政危機的意見和措施。
首先，司馬光針對當時理財“重斂於民”的現象，提出“養其本原而徐取之”的主張。北宋中期以來，由於統治階級揮霍浪費，“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國家倉廩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一旦遇上天災，公私匱乏，無以相救。司馬光認為這是“當今之深弊”《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1《蓄積劄子》。，是理財“不循其本”。對此，他說：“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所謂“養其所自來”就是培養稅源，對此，他做了進一步的詮釋：“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他責問不懂得這樣做的官員說：“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
司馬光對培養稅源的認識比較全麵，不局限於農業，指出：“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可見，農、工、商都是提供財政收入的經濟部門。財政收入隨著各經濟部門的發展而增長，隻要不超過它們的負擔能力，即使多取也不會造成危害。
司馬光認為農業是“天下之首務”，是國家各種賦稅的來源，要使農盡力，政府就要有一定的激勵引導措施，“使稼穡者饒樂而惰遊者困苦”。但是，當時農民的處境卻恰恰相反，“苦身勞力，衣粗食糲”，“歲豐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眾人填溝壑”。在這種耕田者不得其食的情況下，“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對此，司馬光主張要減輕農民的負擔，給予一些便農、護農措施，讓他們有一個最起碼的生活和生產條件，使大家願意務農。他說：“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
司馬光認為，要使“商賈流通”，必須使“公家之利，舍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他的根據是“彼商賈者，誌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佗，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盡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司馬光看到商人唯利是圖的本性，如果政府變更法令使其無利可圖而棄業改行，那國家稅收就要受到損失。因此，司馬光主張對於商人應“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他還以伐薪為例，來說明對待商人應從長遠利益考慮的道理。他說：“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並根本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
其次，司馬光針對當時朝廷上下費用無度的現象，提出“減損浮冗省用之”的主張。司馬光在《論財利疏》中揭露了當時許多耗竭民財的弊政：其一，“左右侍禦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複分限……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其二，“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圳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浸寡，而遊手日眾。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其三，“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其四，“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為奸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什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其五，官員“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複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其六，“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對此六大弊政，司馬光主張用法律手段強製裁費，提倡樸素崇儉，矯正奢靡之風，懲罰行賄受賄，選用廉吏，選練戰士等。他說：“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複得援用近歲僥幸之例。其逾越常分，妄有幹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誇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銷除奸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禦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圳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
司馬光在裁減冗費中還提出“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的思想，認為“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這是儒家傳統“損上益下”原則的演繹。據此，司馬光主張“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9《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在中國古代史中，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宋代對人民的斂取是比較嚴重的。對於眾多的小農經濟來說，取民太甚，竭澤而漁，往往帶來大量的小農破產，這是對封建社會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司馬光提出的對於脆弱的小農經濟應“養其本原而徐取之”，是對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力的保護，從而帶來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在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曆史條件下，社會生產隻能是一種簡單再生產，生產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不可能出現奇跡般的飛躍。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由於受生產力的製約有一個極限。縱觀中國古代，宋代就處於這樣一個極限點上。因此，封建國家要通過發展生產來增加財政收入是比較有限的，而主要是依靠其政治權力來進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割。因此，“重斂於民”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但是這種重斂於民卻導致了大量小農經濟的破產，嚴重影響封建社會的簡單再生產，給封建統治帶來危機。麵對這種趨勢，司馬光在主張“養其本原而徐取之”，保護財源的同時，更要“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即節減開支。隻有節省開支，廣大農民才能減輕負擔，擁有一個起碼的生存和生產條件。小農經濟才能得到保護，封建社會簡單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這種思想雖然比較傳統，但卻切中時弊，符合客觀現實。當時，不少有識之士認為，宋王朝對財源的挖掘利用，已經接近最高限度，通過進一步斂取民脂民膏來解決財政危機已不可能，唯有節省冗費才是出路。如皇祐元年（1049年），戶部副使包拯言：“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欲求其弊，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長編》卷167.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殿中侍禦史呂景初上奏雲：“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長編》卷176.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光提出國家裁減費用自貴官近臣始，他自己多次要求皇上減少或免去對他的賞賜，這對於扭轉當時朝廷奢靡之風，節省國家財政開支，減輕百姓的負擔，穩定封建國家的經濟秩序，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王安石變法中，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意見不一，可謂針鋒相對，其實他們的一些觀點可以互補。如在解決北宋財政危機的路徑上，王安石重“開源”，但也主張節省勤儉，而司馬光重“節流”，但不否認生產，兩者都有可取之處。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雖然堅持務實的立場，但由於意氣用事，對王安石變法予以全盤否定，難免過於偏激，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一些觀點也偏離了客觀現實。如他指出王安石的新政有六大闕政：
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傷財。《溫國文正公文集》卷45《應詔言朝政闕失事》。
從上述我們對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安石變法雖然存在著不少弊端，但從總體上看，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是起了進步作用的，尤其是農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稅法。這裏，司馬光把興修水利也斥為“勞民傷財”，未免失之中肯。
三、王禹偁和宋祁的裁減冗費思想
宋太宗統治後期，雖然國家財政正處於上升階段，收入日增，但由於不注意控製財政開支，冗費問題初步顯露。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第一次比較係統地論述了冗費存在的四個方麵，並提出了解決的對策：其一，“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其二，“減冗兵，並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其三，“其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其四，“沙汰僧尼，使民無耗”《長編》卷42.。同年九月，監察禦史王濟上《陳政事十事疏》，對裁減冗官、冗兵，沙汰僧尼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尤其是對裁減冗官見解獨到深刻。他說：“官不必備，惟其人……官多則事繁，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格清淨者，由官吏多之故也。為陛下計，宜減分局之官，省監臨之數，擇百司之吏，選技術之工，去纖巧之匠，停老弱之卒，汰緇黃之流，自然無曠土，無遊民，公庭肅而百事舉矣……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若盡去冗食，複其全俸，則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恥自興。”《長編》卷42.由此可見，王濟認為省官省吏不僅能夠省事、省費、民安，而且還能高俸養廉。
仁宗即位之初，就著手裁減浮費。此次裁減雖有成效，卻沒有觸及造成冗費的主要原因冗兵、冗官等問題。隨後天災頻仍，冗費問題又進一步凸顯。寶元二年（1039年）二月，任權三司度支判官的宋祁寫了《上三冗三費疏》宋祁：《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費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2個自然段引文未注出處者，均見於此。，係統地論述冗費的危害及應采取的對策。宋祁的所謂“三冗”與王禹偁大致相同，即“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