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托爾特·他的崗位上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他手下一個經理，試圖通過向艾爾澤·拜茨送禮，來保證自己前途。
拜茨立即開除了他。據說，拜茨對那位經理說，他應該在5分鍾內收起他的東西，離開這座房子。有人問拜茨，這是不是真的，拜茨臉上露出幽雅的笑容：“您看，人們真會誇張，”他說，“這裏沒一句真話，我給了他整整一刻鍾的時間。”這的確是一種新的領導方式。在克虜伯的最初幾年，拜茨在整個公司不太受歡迎，拜茨自己認為，這應歸咎於他的工作風格：他的風格與傳統作法不同，他認為，是在效仿美國人的方式。當然，當這位新領導太隨便太毫無顧及的時候，一些極其保守的職工會無法忍受他。但人們肯定是可以縱容他這一點的。不管怎樣還有一個阿爾弗裏德，無論如何，他還是人們想象的克虜伯。盡管拜茨隻比阿爾弗裏德小6歲，但他們倆之間的年齡差距似乎很大。此外，他有一種年輕領導的魅力，他對人很熱心，與阿爾弗裏德相比，年輕的一代更易於與他有認同感。
盡管如此，如果做事不得體也不會有快樂。在一次接受采訪時，他談到他剛上任時克虜伯經理們的印象，他知道這次采訪將被一本書采用，也就是說將向公眾公布。“我覺得自己象是一個馴獅員，我負責給那些獅子，即那些經理們一個高尚的想法。我仔細看著他們，使他們不至於相互廝咬。我為此而感到很快樂，我為了阿爾弗裏德的利益，為他們發明一些新的策略。”拜茨建立了一個參謀部，他在公共場合這樣描述參謀部成員，“他們是我的人，他們隻聽我一個人的話，其他人都別想勸他們”，這大概對董事會的團隊精神不會產生積極作用，而拜茨本人是克虜伯董事會主席。
由於任務不同，董事會和參謀部本來就有矛盾，而他現在又把他們兩極分化，這裏是要馴服的“獅子”，那邊卻是“我的人”，這樣肯定不會有助於消除兩者之間的矛盾。
拜茨對自己在埃森的效果非常清楚。甚至有人開始打賭，他周圍的氣氛如此冷漠，不知道他到底能捱多久。他很清楚這個，在開始階段，他在公司所屬飯店埃森莊園款待那些記者，他有時問他們：“請您老實說，您也相信，我不久會被‘斃’了嗎？”他希望會得到否定的回答。但一想到，他可能毫無成果地又離開埃森，這反而堅定了他留下來的信念。
1959年，他對一個記者說：“我在35歲時就在依都納擔任總經理，40歲時來到克虜伯，當然，我一直很清楚，如果我從這裏落荒而逃，我所有的前程將毀於一旦。”他於是開始建設自己的部隊，尋找朋友。但最後隻有兩個人幫助了他，支持他在克虜伯堅持下去。這兩個人當然也是強有力的聯盟。其一是阿爾弗裏德自己，在內部不斷出現抗議時，他一直毫不妥協地支持拜茨。經理中的一些老克虜伯人一開始認為，阿爾弗裏德的決定不是最後有效的。他們中有一位，即財務部經理約翰尼斯·施羅德，他很輕率，沒有把拜茨當回事。還在拜茨來埃森之前，他就給新聞界一個聲明，聲明中他宣布：公司的財務仍然完全是他施羅德的事。隨後，他不得不糾正自己的看法。拜茨的異議驚動了阿爾弗裏德，他召集他的董事會開會，平靜地宣布：拜茨所得到的全權當然包括所有商業領域，即也包括財務。這樣，一切就明白了。
支持拜茨的第二個人肯定已經被拜茨當作馴熊員拉到了自己一邊。他就是克虜伯的老經理弗裏得裏希·揚森。
在揚森1955年退休之前，他與拜茨共同分享拜茨的全權，這權力是阿爾弗裏德於1953年給予拜茨的。拜茨信任揚森，因為他太老了，不至於威脅到他的位置。揚森自己也同意阿爾弗裏德的看法，即在克虜伯必須刮一刮新風。自1918年起，他就在克虜伯工作，他擔任重要職務時，親身經曆了克虜伯與德國曆史的沉浮。1943年，他與阿爾弗裏德一起，成為克虜伯董事會成員，並贏得了阿爾弗裏德的信任。他又與阿爾弗裏德一起與其他的董事會成員一樣，受到紐倫堡法庭的控訴，並判了刑，他講過：“我在公司工作過程中，一直是一個危機接著一個危機的。”阿爾弗裏德和拜茨期望，這樣一個人會比較靈活，對新來的人也比較容易敞開心扉，盡管他年齡大了。在揚森退休前的兩年中，即拜茨獨立擔任全權總代理之前，他們一直有著完全信任的合作，他們共同視察公司的各個企業，對他們的工作分配，足球迷揚森是這樣解釋的：“我傳球，您射門”。
伴隨著老克虜伯人的討厭，新克虜伯人的崇敬，在阿爾弗裏德無條件的支持下，精力旺盛、努力進取的貝托爾特·拜茨成功地站穩了腳跟，並帶領公司走上一條新的道路，這就是後來克虜伯曆史上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