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又回到這一點，這一點使貝托爾特·拜茨與我之間隔開了很深的鴻溝。我希望，馮·伯倫和哈爾巴赫一家在阿爾弗裏德·克虜伯·馮·伯倫和哈爾巴赫基金會以某種合適的形式出現，這應該象征著克虜伯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價值的繼續存在，這也是貝托爾特·拜茨所代表的克虜伯公司傳統與曆史的象征，這將通過現在走向未來。
貝貝從弗裏得裏希·克虜伯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之職退下來了，但他有著雙重作用：遺囑執行者和克虜伯基金會唯一代表，在確定康采恩未來的藍圖中，他起著主導性、決定性的作用，這使得在家族與貝托爾特·拜茨之間達成某種諒解的機會很渺茫，至少在1997年前是這樣，如果那時阿爾弗裏德·克虜伯的遺囑執行因法定屆滿而失效。但在此之前，貝貝一直在基金會理事會，這裏有決定性的工具，這是留給他唯一的一個工具，他可以到死都保證其在理事會中的職位。
1989年12月，恐怖主義者點燃了一顆炸彈，德意誌銀行行長阿爾弗裏德·海爾豪森遇難身亡，這不僅對他的家人與他的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他的去世，使克虜伯基金會理事會也失去了一個人們寄予厚望的人。人們希望他能幫助大家，使貝托爾特·拜茨重新履行他的責任，去為更高尚的目標而不是為他個人服務。同日，貝托爾特·拜茨又有一個損失，此次是個人損失，但同樣使克虜伯基金會理事會中造成了空缺，他最親密的朋友，企業家馬科斯·格倫帝希去世了。
本來理事會僅安排了7個位置，幾年前，貝托爾特·拜茨把這個數增加到了9個，今天，1990年6月，隻有5個位置上有人。在這個理事會中，除了仍然是理事會主席的貝托爾特·拜茨外，還有以下幾位：原聯邦部長漢斯·羅星科，歐洲航空局總局長萊默·呂斯特教授博士，原北萊茵一威斯特法倫州文化部長保羅·米卡特教授，北威州總理約翰尼斯。萊奧。貝托爾特·拜茨甚至有4個位置可作為他的後備軍，這些位置他將提供給一些人，這些人要對他的目標有利或者至少不會阻礙他的目標的實現。
我隻希望，山莊那位老人不會忘掉那些人，不會忘掉克虜伯人，所有他的一切都應感謝他們；不論他們是在康采恩最高層工作，擔任董事會董事，還是他們是煉鋼工人，在高爐前工作。他不應該忘掉他們和克虜伯公司。在克虜伯公司的曆史上充滿了榮譽和屈辱，充滿成功與失敗，充滿了危機和輝煌，克虜伯公司應該被放在所有有關未來的設計的中心，而不是放在一旁。
克虜伯公司在它180年的曆史中所經曆的低穀和高潮也影響了克虜伯人的精神。在幾十年的過程中，他們中產生了共同的感覺，即“我們感覺”，它結出過豐碩的果實。在50、60年代的經濟奇跡時代，這個感覺有些減弱，70年代與80年代的發展使它(不僅在克虜伯)變得一點都不現代。
直到近兩年，這個感覺才在一些大工業企業中被重新發現，對一些人來說，它隱藏在“企業文化”這種模糊的概念裏。
企業領導層中的克虜伯人認為，克虜伯人的團結一致對企業的成功具有決定性意義。而馮·伯倫家族認為，幫助他們使這種感覺複活則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阿爾弗雷德大帝用19世紀的複雜語言描寫了他的工作目的，“工作的目標應該是共同富裕。”這個目標在今天比當時還更實際、更有效，特別是對有著社會福利曆史的克虜伯康采恩。應該問一問，如何才能使經濟活動與人的責任協調一致？這將是交給康采恩，同時也是交給貝托爾特·
拜茨的任務中的一個，盡管有許多實際危機，但不能放在遙遠的未來，而是馬上開始，就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