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要討論的是“宋代晚唐體詩歌”。“晚唐體”是宋代開始出現的一個概念，嚴羽在其《滄浪詩話》中就說：“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體、本朝體、元祐體、江西宗派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52頁。按嚴羽的說法，晚唐體應該是指晚唐時期的一種詩歌風格。不過晚唐體並非僅僅存在於唐代，在宋代也同樣有著市場。“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蔣士銓《辨詩》，《忠雅堂詩集》卷十三，清刻本。，宋代的晚唐體並沒有太多的開辟的意思，主要出現在宋初和宋末。出現在宋初是因為詩風沿襲的原因，彼時宋詩還沒有自己的意識，因此才有所謂的“宋初三體”：“宋鏟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晚唐體則九僧最為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見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桐江集》卷三十二，四庫本。當然宋初三體並不是真正的“鏟”了五代舊習，具體見下文。可見宋初晚唐體還是具有相當規模的。當然宋初的“晚唐體詩人”規模於宋代並不算最大，在宋代後期出現了更大規模，大到足以與江西詩派分庭抗禮，其開端則是 “永嘉四靈”。所謂“永嘉四靈複為九僧舊”見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十二，四庫本。是也，從“複為”、“舊”這些字我們可以感知，宋代晚唐體似乎並沒有太多的開拓意識。事實上，四靈的目的並不在於要進行創新、開拓，而是想借用這種具有既成模式的唐風來為江西詩派糾偏。因此，聯係宋代初期與後期的晚唐體來看，具有連續性，宋代晚唐體其實是一個詩風相對統一的詩派宋代的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其實風格都很不統一，缺乏作為一個詩派的必要條件。，具有相對固定的一套詩法傳統。
若從時間跨度來看，宋代晚唐體可能要算是宋代第一詩派了，而且即便是規模，也似乎不輸於江西詩派，不過衡量一個詩派的主要標準應該是看其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藝術成就應該如何來判斷呢？這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難題。要進行判斷就必須先預設一些價值觀念，這種預設有時會由於我們自身的時代、學識等等方麵的局限性而陷入荒誕。因此，進行判斷，就一件作品、一個流派的價值大小進行評說，其實是一件艱難和極其危險的事。但人類的曆史文獻浩如煙海，必須經過一番揀擇之後才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才能以活的姿態出現文本隻有經過讀者的閱讀才能稱之為完整，若缺乏閱讀，它就是一種死亡的狀態。所以，我們便免不了在相對與絕對之間掙紮，雖然明知不完美卻還是要繼續製定標準，繼續進行判斷。總的看來，當下以藝術自身的標準為標準、不附加太多的文化因素的做法占據了主流——“詩歌性質不應成為現實世界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摹本，而應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獨立、完整、自給自足。”安·塞·布雷德利《牛津詩歌講演》，轉引自艾·阿·瑞恰慈《文學批評原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11頁。文學研究是應當剔除“雜質”的，這是進行文學研究的必要條件，在文學研究中羼雜太多的東西隻會讓我們誤入歧途，這方麵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然而文學似乎又不太可能完全“純淨”，文本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世界、作家、作品、讀者，這幾個要素無一例外地采取著一種發散的趨勢，時刻與其他的學科進行著交叉。韋勒克在其名著《文學理論》中將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外部研究中談了文學與傳記、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思想、文學與其他藝術等問題，稍微苛刻一點來看，韋勒克的這些外部研究也似乎有分類不當和囊括不盡之嫌，但這已經是非常不錯了，若再談下去文學研究恐怕會變成文化研究。文學研究變成文化研究當然也很讓人期待，因為那樣的話研究範圍就將越發豐富起來，文學研究便有了許多尚未開墾或亟待開墾的土壤，研究成果將又會得到一大堆。但讓人煩惱的是這個研究本身將會變得不可收拾，研究對象與重心是否還會繼續落在文學身上？文學研究文化化之後，我們是否又回到我們曾經走錯過的老路上去了？因此，我們不得不問，文學研究文化化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我們似乎走入了二元思維之中，純文學研究和文學的文化研究其實隻是文學研究中的兩極，似乎兩種方法單獨使用都不是很讓人滿意，然而出路是什麼呢？當然從理論上來講出路是很明確的，那就是走出二元思維，走第三條道路——中庸，擇兩種方法、兩極而勻之，但這種文學上的中庸又爆出了新的問題，即如何操作的問題，其在操作層麵上的可行性實在是不高！於是文學研究至今為止依然是處於一種“混亂”狀態，它的內涵外延是不清晰的如美國詩人威廉斯著名的便條詩：“我吃了/放在冰箱裏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用的/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是那麼甜/又那麼涼。”此外還有所謂的“大文學”與“小文學”之說。，這有些讓人沮喪，但這好像也不光是文學這一學科單獨麵對的困境，許多學科都處於同一類型的困境之中。於是我們隻好選擇妥協，以“約定俗成”的名義進行妥協。這種妥協換來的是文學研究的可行性，即錢鍾書說的：“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第1-2頁。“不必盡與”也不能不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就傳統（約定俗成）而言顯然不是文學，然而傳統往往隻是一種直覺，很少得到過理性的細致分析與確證。不過即使得到理性的確證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因為在哲學家那裏，理性本身也受到了質疑，確證了又能怎樣呢？“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或許就是文學的一部分，據說一切都有可能是文本。於是事情越來越糟，越發無法收拾。無法收拾顯然也是不行的，那就隻好不理會這些了，我們隻好回到一種不很清晰的狀態來談論文學，文學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不很清晰才產生的如文學的“迷狂”說、“靈感”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