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晚唐”一詞的產生
宋詩基本上是在學唐的口號中發展的。縱觀宋代詩壇，除去少數幾個理學家詩人之外，絕大部分詩人都是在唐詩的旗幟下討生活。那些專意學唐的詩人自不必說，即使是“宋詩”的典型代表江西詩派，雖然也發展了一套自己的詩歌理論，並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卻仍要以學習杜甫來標榜，將杜甫作為“祖”來供奉江西詩派有“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為主，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所以，雖然後人認為唐詩與宋詩是並峙的高峰，但宋人大都不這樣認為。宋人對唐詩是相當關注的，這種關注的一個結果是加深了對唐詩特性的認識（江西詩派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期樹立自己的風格，晚唐體諸人則是亦步亦趨以期得到唐詩的精髓，兩者同樣對唐詩有著深刻的體悟），唐詩分期因此呈現契機。
劉勰早就說過：“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479頁。唐代政治的風雲變幻自然也影響了唐詩的發展。唐代政治、社會發展呈現出興起、強盛、衰弱、滅亡的軌跡，而唐詩也表現出階段性的特點。那麼，是不是可以將唐詩的這種階段性與其政治社會的階段性相對應呢？在這種思路下，宋人開始了對唐詩進行分期的工作。
大約從歐陽修起，宋人就開始對唐詩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進行探討和總結，到宋末時，宋人對唐詩的認識已相當全麵深刻，有關唐詩分期也出現了多種說法，這些認識和說法對後代的唐詩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章討論的是“晚唐”、“晚唐體”這兩個概念的產生、變化以及宋人有關唐詩分期的各種意見，為方便起見，對這三個問題分別進行探討。
宋初詩風基本上是晚唐五代詩歌風氣的延續，方回說：“（宋初）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昆體則有楊、劉《西昆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為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十二。雖然有這麼多詩人，但他們多是模仿、複製自己崇拜對象的風格，少有人能跳出門派的窠臼，對唐詩進行總結歸納就更談不上了。正如宋祁所說：“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於少陵，蕭散於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宋祁《南陽集序》，趙湘《南陽集》附錄，四庫本。“祖長江而慕許昌”所指的應當是學習晚唐體的現象，但由於對晚唐體的共性缺乏歸納，對唐詩階段性認識不夠，宋祁隻好用長江（賈島）、許昌（薛能）來指代。而到宋末方回的時候，對於晚唐體及唐詩階段性的認識已經很成熟，他便能將“祖長江而慕許昌”的現象稱為學“晚唐”了，學“晚唐”顯然比“祖長江而慕許昌”更為準確。
當然，宋初詩人對唐詩的階段性缺乏歸納並不說明他們對此就沒有覺察，隻是因為他們太注意唐代詩人的各領風騷才影響了對唐詩的總體把握。如果這算失誤的話，那麼這種失誤是無法避免的。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離唐太近，陷入了“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沒有足夠的距離來放眼唐代三百年。
不過，對唐代政治史的分期大概已經在宋初出現，證據是作為政治史概念的“唐末”一詞已在宋初廣泛使用。例如孫光憲的《北夢瑣言》雲：“唐吳郡陸龜蒙……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8頁。黃休複說：“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愨。”黃休複《味江山人》，《茅亭客話》卷三，四庫本。王禹偁說：“公諱諡，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王禹偁《馮氏家集序》，《小畜集》卷二十，四庫本。 “唐末”一詞的意義至少有二：一是它還需要相對的語詞（如唐初、初唐、中唐等等）來對應，其語義會指向唐代的其他曆史階段，因而促使表述相應時間段的詞語產生，同時促進人們對唐代曆史的階段性認識；二是“唐末”是政治史的時間指稱，它有可能被移植到詩歌史中，為人們認識唐代的階段性詩風以及進行唐詩分期提供一個契機。
宋人真正開始能夠以一種從容的心態去審視唐詩是在仁宗朝以後，此時的宋王朝經過近百年的涵養，迎來了自己的鼎盛。強大的國力、繁榮的經濟激發了宋人創造自己文化的強烈願望，範仲淹的《唐異詩序》最能反映這種心情：“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複。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戒。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遊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範仲淹《範文正公全集》卷六，叢書集成初編本。這篇作於天聖四年（1026）的序文強烈批評了那些“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因人之尚，忘己之實”的詩人，對他們“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的滑稽行為進行了辛辣嘲諷和嚴厲批評。特別要強調的是，作者是從政治、經濟等時代因素來考察作家作品的，這從“皇朝龍興，頌聲來複。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這幾句可以看出來。可見，在作者的潛意識裏，文學是應該和政治發展相對應的。這並不奇怪，中國文學一直就沒有和政治因素完全脫離過，而是以一種自發自覺的姿態與其保持密切聯係，所謂“治世之音”與“亂世之音”的區別與論述足以說明此點。而對於本文的意義在於，當宋人用這種文學、政治一體化的視野去看待唐代的曆史與文學時，便會輕而易舉地注意到唐詩發展的階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