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之，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蘇軾《書荊公暮年詩》，《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2554頁。
學老杜詩，所謂刻鶻不成反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黃庭堅《與趙伯充帖》，《山穀老人刀筆》，元刻本。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五，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7頁。
晚唐人士，專以小詩著名，而讀者滅裂。同上，卷十四，第83頁。
晚唐諸人，議論雖俚淺，然亦有暗合處，但不能守之耳。蔡居厚《蔡寬夫詩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年，第383頁。
晚唐詩格——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鳴者，多好妄立格法。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宋詩話輯佚》，第410頁。
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為格。同上，第400頁。
晚唐詩句尚切對，然氣韻甚卑。蔡居厚《詩史》，《宋詩話輯佚》，第441頁。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同上，第448頁。
晚唐詩失之太巧，隻務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為詞體耳。吳可《藏海詩話》，《曆代詩話續編》，第331頁。
《韋蘇州序》後署有時間，知是呂南公“熙寧三年（1071），予歸自建康，愛而歎焉”之作。《中山詩話》據郭紹虞先生的《宋詩話考》一書考證：“是書之成，亦在熙寧（1068-1077）、元祐（1086-1093）之間。”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1979年，第8頁。故而劉攽提及“晚唐”的時間應該與呂南公接近。蘇軾《書荊公暮年詩》肯定作於王安石辭世後，王安石死於元祐元年（1086），因此蘇軾提及“晚唐”一語的時間應該晚於呂南公、劉攽二人。黃庭堅的《與趙伯充帖》收入《山穀老人刀筆》，此書按時間先後排列，卷一至卷四收的是“初仕至館職”之作，《與趙伯充帖》位列卷四，應當是作於黃氏充任館閣時期；山穀元祐元年（1086）始充館職，任校書郎，並且直到元祐二年才開始與趙伯充唱和，故二人可能結識於此時；又《山穀老人刀筆》卷五是“丁憂”時期的作品，山穀之母歿於元祐六年（1093）六月初八，故推測《與趙伯充帖》極有可能是作於元祐二年（1088）至元祐六年（1093）之間。沈括《夢溪筆談》也有兩次提到“晚唐”，《夢溪筆談》是沈括於元祐三年（1088）退居潤州夢溪園後所作，故其“晚唐”一說也不會早於呂南公、劉攽。蔡寬夫的主要活動時間在大觀（1107）以後，吳可的主要活動時期則在南渡之後。據此，在文學領域最早使用“晚唐”一語的當是呂南公、劉攽二人。
“晚唐”在文學領域的使用，是宋人對唐代詩風整體觀照的體現和結果。從蘇軾、沈括、蔡居厚、吳可等人的總括性言語可以看出，他們對晚唐詩風的特點已經非常熟悉，而這種熟悉又是建立在對整個唐代詩風總體把握的基礎上的。若是沒有對唐詩的總體理解，便不可能指出晚唐詩風與唐代其他階段的差異。分辨前賢是為了學習，而決不僅僅是批評，上述黃山穀的那段話就是證據。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宋人在創造屬於自己的“宋詩”過程中曾經作過艱苦的努力。
江西詩派形成後，人們對於唐詩的熱情稍稍降溫，“晚唐”一詞也罕見於當時文人筆下，這種情況一直到陸遊、楊萬裏等人出現才有所改變。永嘉四靈登上詩壇後，晚唐詩風靡一時，所謂“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襲唐聲”道璨《營玉澗詩集序》，《柳塘外集》，四庫本。，於是關於“晚唐”的討論又熱鬧起來。並且在評論中出現了以“唐”代替“晚唐”的現象（當然，“晚唐”一詞也還在使用），楊萬裏大概是以“唐”代稱“晚唐”的開創者，他的《讀唐人及半山詩》說：“不分唐人及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楊萬裏《讀唐人詩》，《誠齋集》卷八，四庫本。其中的唐人便指的是晚唐人。葉適也以“唐”代稱“晚唐”：“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句隻字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複行。”葉適《徐道暉墓誌銘》，《葉適集》，中華書局，1961年，第321頁。以“唐”代稱“晚唐”在南宋成了時髦，如“唐人作詩先作聯，一聯一句各幾年”項安世《跋林和靖手書所作三十聯》，《平安悔稿》，宛委別藏本。，“高九萬越人，好作唐詩”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四庫本。，“詩材無限思無窮，斂在唐人四句中”姚勉《題芸窗》，《雪坡集》卷十一，四庫本。，“詩吟唐律語，琴寫古人言”胡仲弓《寄適安朝宗》，《葦航漫遊稿》卷三，四庫本。，“拈來唐句法，玄入小乘禪”葉茵《次孫花翁韻》，《江湖小集》卷三十九，四庫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