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僧詩集》一卷。右皇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陳充為序，凡一百十篇。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卷二十，《郡齋讀書誌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0頁。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有著錄：
《九僧詩》一卷……凡一百七首，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之“射雕手”。九人惟惠崇有別集，歐公《詩話》乃雲“其集已亡，惟記惠崇一人，今不複知有九僧者”，未知何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第445頁。
司馬光、晁公武、陳振孫三人所見到的《九僧詩集》都有陳充的序，有可能是同一版本。陳充序於景德元年（1004），則是書成“集”當不晚於此時。隻是晁氏說是“一百十”篇，陳氏說“一百七”篇，未知何故。
陳充（944-1013），字若虛，自號中庸子，益州成都人，太宗雍熙間進士。以寇準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真宗景德中，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1013），出權西京留守禦史台，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有集二十卷，已佚。《宋史》卷四四一有傳。陳充與九僧有交往，惟鳳有詩《寄昭文館陳學士》，希晝有詩《寄壽春使君陳學士》、《懷廣南轉運陳學士狀元》，其“陳學士”當即是陳充。
又周的《清波雜誌》說：
歐陽文忠公《詩話》雲：“國朝浮屠，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複傳矣。餘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嵋懷古並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友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為節本。周《清波雜誌》卷十一，劉永翔《清波雜誌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第483頁。
周所看到的《九僧詩》中，九僧的名字與司馬光等記錄的名字相同，但是張亢作的序引。不過“張亢”有可能是“陳充”的筆誤。張亢生於真宗鹹平二年（999）張亢（999—1061），字公壽，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天禧三年（1019）進士。曆任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涇源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代、衛、懷等州，《宋史有傳》。，景德四年（1007）張亢僅8歲，景德年號總共僅四年，不可能“景德五年直史館”，也不可能作“序引”。又《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三之景德三年五月下有“直昭文館陳充直史館”，故劉永翔認為“張亢”就是陳充之誤劉永翔《清波雜誌校注》，第483頁。
至此，九僧之所指，似可以確定。但我們依然有些疑問，阮閱的《詩話總龜》引《六一詩話》說：
九僧，謂希晝、寶通、守恭、行肇、簡長、尚能、智仁、休複，惟崇有集行於世。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64頁。
今天我們見到的《六一詩話》中並無此記錄，況且歐陽修已經說了，九僧之中他所記得的隻有惠崇，不知阮閱的援引從何而來？而且這裏提到的九僧，寶通、守恭、尚能、休複是新麵孔，代替了司馬光等人提到的文兆、保暹、宇昭、懷古四人。南宋初期的江少虞在《宋朝事實類苑》中引宋初楊億的話中就提到過這四人：
公嚐言：“近世釋子多工於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盡為傑出。其江南僧元淨、夢真，浙右僧寶通、守恭、行肇、鑒微、簡長、尚能、智仁、休複，蜀僧惟鳳，皆有佳句。”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八，第481頁。
其中“希盡”應當是“希晝”之誤。楊億在這裏提到的13位詩僧中，也缺少了“九僧”中的保暹有學者疑寶通即保暹，見吉廣輿《宋初九僧事跡探究》，《中國禪學》，2002年第一卷。、文兆、宇昭、懷古四人，這究竟是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
而宋初田錫《謝晏公》一詩似乎又給這紛繁無序添了一些亂：
吟成大雅百篇詩，首首清新鑒者誰。草庵密封先見贈，藥欄斜倚看多時。意如虎窟難中得，字比雲峰險處奇。珍重十僧聲價外，江南屈指即吾師。
詩中提到了“十僧”，不知是何指。田錫的詩既然是寫給晏殊的，那麼“十僧”就應當是晏殊能理解的稱謂，當時就應當有“十僧”的說法。根據“江南屈指即吾師”這一句，我們可知“十僧”也是在江南的，而“九僧”盡在江南（據劉永翔考證，沃州簡長之沃州當在浙東周《清波雜誌》卷十一，《清波雜誌校注》，第483頁。），則此“十僧”極有可能與“九僧”有關係。據此我們似乎可以作出如下猜測：關於九僧的說法在當時並未確定，這種不確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稱謂的不確定，到底是九僧還是十僧尚無固定的說法；二是成員的不確定，九僧或十僧到底包括哪些人無定論，今天我們也找不到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曾經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