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陵連綿，呈波浪形，到了秋天，小楓樹、小山楂樹、小杜鵑樹，有紅紅的樹葉飄展。樹木和茅草一般高，齊腰，但都不茂密，像山地疏朗的皮毛。而山坳，有密密匝匝的杉樹，碗口一般粗。站在教室的走廊上，遠遠望去，丘陵並沒有強烈的凹凸感，而是平整的，以至於可以看見黛色的地平線，渾圓的落日漸漸沒落，像一塊久久不願淬火的紅鐵。
而縣城的外觀和一棟鐵皮屋沒有差別，四處漏雨，風來來去去，淺灰色，電線交織，自來水有一層渾濁的沉積物。公共汽車“咕咕咕”，排出黑黑的尾氣。在三十年前，老縣城是在市區裏，在斬嶺頭的山坡上，房子很是破敗，因地塊很小，城市和縣城，像一個大瓶子套著一個小瓶子。1976年，縣城遷往墳岡密布的市郊。新縣城離市中心廣場，隻有十分鍾的車程，談個戀愛也多些選擇。我也相信，很多人的離婚跟這個“近距離”有莫大關聯。縣城沒有像樣一點的舞廳，愛跳舞的人，早早地吃了晚飯，“喤嘚喤嘚”，擠著公交車來市裏。門票是一塊錢一張，舞廳有兩個籃球場那麼大，有自己的樂隊和歌手，有茶吧。我的心理學老師姓蘇，用他的話說，一個晚上不去跳舞，不是頭痛就是腳癢。1996年，他臨退休了，還和老婆離婚，什麼也不要，和他跳舞的搭檔跑了。確實是，城市能開風氣之先，帶來更多的時尚和新觀念，也帶來詬病和內心的緊張。
縣城的治安狀況是極其差的，給人的錯覺是，仿佛有一把無形的匕首抵住自己的胸口。縣中、城鎮中學，有一批學生不願上學，糾結社會上的小夥子，四處生事。他們大衣或書包裏藏著菜刀，殺人事件時有發生。傳言當時有“八大金剛”、“四大羅漢”，形成幾大幫派，一個幫派管轄一個地段，有時會發生幫派之間的火拚。我學校的對麵，是城鎮中學，我們管它叫“毒瘤”—城鎮中學的一些學生經常到我學校惹是生非。四班的一個同學姓李，喜歡練武，放了學就在操場後麵的草坪上練“鯉魚打挺”，即使是下雪天，他也打赤膊，在草地上翻來翻去。一次，被城鎮中學的幾個痞子看見了，痞子用刀抵住他發達的胸肌，用手捏著李的黑奶頭，說，你拳頭大，奶頭也大，我們比比看，是你拳頭厲害還是我刀厲害。說完，揚長而去。李蹲在地上，小孩一樣號啕大哭，抱住自己的頭，說，沒天理啊，我的拳頭沒用啊。我們聽了哈哈大笑。
1989年，我們臨近畢業的時候，城鎮中學的一夥人，到我們宿舍鬧事，無非是想敲詐一點錢。為首的一個叫陳高水，我認識，是我老鄉，但他不認識我。他扯著我一個同學的耳朵，用街腔（上饒話）說：“拿點錢出來，給我們買煙抽。”我同學憋紅著臉，一句話也不敢說。我們在邊上看的人，也不敢說話。陳高水的一個吊刀，大概也隻有十四五歲，手裏拿著一把菜刀，說，再不拿要砍下去了。我說，我們讀書的哪有錢，這樣吧，明天晚上來拿，我們出去借借看。陳高水用紅煙頭，按在我同學的臉上，說，明天不拿你就留下一隻手。第二天上午，我對被燙了臉的同學說，我們要找人把這個事情了結了去，否則，痞子敲詐了第一次，還會敲詐第二次。我說我有一個初二的同學叫葉雲，在城鎮中學讀書，也是一個幫派的頭目，看看他能否出麵。
我和同學到城鎮中學問了很多人，都說葉雲一年前輟學了，家在血防站一帶，到他家裏找找。血防站一帶是上饒縣城最早的別墅區，鄉鎮有錢人或縣裏的領導都在那裏蓋豪華的房子。我們挨家挨戶地問，一直問到下午三點來鍾，才找到他。他穿一件寬大的軍用大衣，趿拉一雙皮鞋，頭發長而亂，胡子拉碴。我有四年沒有見過他，幾乎認不出來了。初二的時候，他經常去我家吃飯，他是山區人，隻有寒暑假才回家。他讀不來書，除了體育，沒有科目是及格的。他塊頭很大，飯量也很大，吃飯不用菜，一隻手托著搪瓷碗屁股，一手“嘩得嘩得”，饕餮如虎。他吃過最多的一次，是早餐吃了八兩稀飯四個大饅頭。大家上課了，他一個人在操場上跑步，老師問他為什麼不上課，他說，肚子受不了，跑一下才舒服。初三時，他隨家人一起來到縣城。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個很老實的人，說話口吃得厲害，一個月也不洗一次澡，衣袖白亮亮，塗了一層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