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頭佬斜對麵的那個賣菜婦女，我有點煩她，說不上原因。她四十多歲，坐在小板凳上，手不停地剝豆子，眼睛看著路人。她大多時候是最後一個賣菜回家的人。有幾次，新聞聯播都開始了，我才下班，我看見她還守著小攤子。有一次，是在春季吧，夜色纏繞了指尖，我看見整條巷子裏隻有她守著一小缽白玉豆。我說，白玉豆多少錢一斤。她說，六塊。我說，我買吧。其實我沒想買，隻是想讓她早些回家。她賣蔬菜，辣椒、蘿卜、芋頭、大蒜之類的，豆子是每天都有的，豌豆、毛豆、蠶豆，她的手指頭沒有空閑的時候。她的手指頭短、粗，有皸裂的黑縫。正常上班的情況下，我每天路過她身邊四次，她每次都說同樣的話：買點菜吃吧。她的眼睛一直看著你，除非你把頭轉到向另一邊。一次，我買豆子，我對這個有點暴牙的女人說，你一天要問多少遍買點菜吃吧。她說，習慣。我說我都聽煩了，累不累啊。她說，不是講價就是吆喝，不然嘴巴都沒用處了。我說，你的吆喝是不是要在家裏練習，不然你的吆喝怎麼會讓人聽起來那麼哀憐呢。她低下頭，剝豆子。雖然煩她，但我還是盡可能光顧她的菜攤。我知道，一個人的聲音就內心的容顏。
我住在白鷗園差不多有七年了，八角塘也走了七年。這條街道無意之中丈量了我每一天的生活。我們盛開在各自的生活裏，即使是盛開得如同枯萎一般，也是所允許的，隻是各自盛開的秘密我們都無從知曉。
危險的日常生活
“你過來吃飯吧。”朋友陳已經打第二次電話來了。我說，我不去了，我剛剛答應了老婆回家吃晚飯。陳說，來吧，還有兩個眉眉呢。我說，我就更不去了，萬一你眉眉看上我，我會幸福得跳樓而死。我是個不願意在外吃飯的人，但我確實已經好幾天沒有回家吃飯了。飯局不是推托不了，而是我比較貪玩。接近下班的時候，電話特別多，不是吃飯就是玩牌。我老婆並不責怪我玩牌，即使玩到深夜一點，她也不會來電話。這並不意味著她沒有看法，隻是忍著不說。我玩牌僅限於幾個朋友和同學，不和陌生人玩。我媽媽有一次來我家，見我深夜還不回家，她就一直坐在客廳裏等我。我媽媽有嚴重的肺熱症，捂著嘴巴幹咳。她狠狠地數落我，說，你一個大男人玩得失了分寸，街上都沒人了，你萬一出了事這個家怎麼辦。我說我很少晚上在外玩，一個星期玩不了兩次。“家裏的矛盾就是外麵玩出來的。”我媽媽說，“你愛這個家，你就少出去。”我說，男人整天燜罐子一樣燜在家裏，哪像個男人。
我不會麻將，陳幾次對我說，你不學麻將可惜了，麻將其樂無窮。我說我一看見麻將就頭皮發麻，眼皮耷拉。我說的是真的。還有一層我沒說，我的朋友圈子玩麻將太大，一個晚上輸贏過萬，我玩不了，幹脆不玩。我玩撲克牌，打三或打包分。我玩牌不指望贏，帶好一定數額的錢，輸光了就散夥。我的同學繆建強，十打九輸，打到後來，我都不忍心和他玩牌了。他一邊付錢，一邊死死地看著你，付完錢，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平板頭，說，這麼好的一局牌，被你翻了底，你當什麼作家，做一個殺手算了。我說，看到你付錢這麼痛苦的樣子，不如我自己輸，這樣我還更舒坦。他馬上用手按住還沒有抓上來的牌，說，誰付錢不痛苦，你也不是神，我打錯牌，你罵我豬八戒。我說豬八戒是愛稱，我叫我女兒叫豬八戒。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每次玩牌結束，繆建強都說，以後不玩了，尤其不和傅菲玩，贏得希望太渺茫了，哪怕贏十塊錢。可過不了一個星期，他又來電話了，說，在聚點茶莊集合，老樂早到了。
我喜歡和陳玩牌。他嘴巴翹著煙，一根接一根，煙灰也不彈。大哥把陳的煙從嘴巴裏取下，說，煙屁股也吸，又不是沒煙。說完，大哥從包裏，“啪啪啪”，甩出四包中華煙。陳說，這是公煙，你們不能抽我的啦。陳打牌喜歡偷雞，偷雞被捉住了，他就說，了不起一個死字，你們隻要我幾塊錢，又要不了我的命。因為我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說話也沒有太多的顧忌。沒人找他玩麻將的時候，他會給我一個短信：叫老大到老地方學習。老地方是指濱江茶樓。差不多在那兒玩了一個月，我說，以後大家還是不要來濱江，每天一百塊的包廂費去得好怨，不如自己裝修一套房子，供大家玩。陳說，還是去外貿，開車十分鍾，我負責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