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以前，上饒火車站隻是一個四等小站，到處是煤灰，石棉瓦的候車篷，人跡不多，雨天的時候，雨水會從篷麵上，四處滴漏，“嘩嘩嘩”，像一個古代的驛站。它的背景都是一種灰暗，疲倦，苦旅的鉛色。後來火車站花了幾個億，改造，像一個群眾歌劇院。建築物有三層，一樓是茶樓、娛樂室、錄像廳，二樓是售票廳（右邊）、候車室（左邊），三樓是行政辦公室（左邊）、候車室（右邊）。站前有一個現代廣場，廣場上有各色人等，衣著光鮮，口若懸河，是的，他們和她們，是專門為美容廳、簡易招待所拉客的，拉一個客人回扣百分之二十。他（她）跟在下車旅客的身後，說：“住招待所吧，有空調電視，豪華房間，五十塊錢一個晚上，還可以叫小姐。”一邊說，一邊拉扯。而騙子也會選擇廣場，玩摸洗發水、三張牌的遊戲。騙子是一夥的，形成圍觀的熱烈氣氛，不識局的人一頭紮進去，身上的錢會被騙光，假如贏了，會招來暴打。
也許你會說我老舊。我一直不喜歡這個渾身塗滿油漆的獸。它多多少少有些怪異，至少不應該與旅途這樣孤獨的字眼聯係在一起。旅途是簡單的，而一夜之間改變的旅途（假如火車站是旅途的一個象征）結構，使一根遊向遠方的線條複雜了。在我的印象裏，旅途與遠方，是一張鉛筆速寫：在山巒或平原炊煙間蜿蜒的鐵軌，肋骨一樣的枕木，火柴盒一樣的車廂，簡易站台上拎著旅行箱的女青年。火車讓我們的生命奔跑了起來，讓我們不斷地扔下身後的路，扔下與具體生活休戚相關的東西。朋友江子有一次和我談論火車時，他說，火車其實就是宿命。我以為，火車是一個人臥倒的姿勢。
而候車室把遠方收了回來，讓遠方作簡短的停頓—候車室像一個玻璃瓶，裏麵裝了一群蜜蜂，“嗡嗡嗡”，慌亂，近乎瘋狂，盲目，焦灼。在候車室裏，有人在打瞌睡（其中一個肥胖的人還打呼），臉上布滿夢的痕跡；有人站在電子遊動字幕前，焦急地看手表，他在估算火車到來的時間；有人提著蛇紋袋背著舊棉絮，東張西望；有兩個中年情侶在雨傘內（掩耳盜鈴的障眼術）接吻，一個邊上的人說，他們肯定是偷情的，因為夫妻沒有這麼好的感情；有人突然驚叫起來：“剛剛誰偷了我的錢包。”而不鏽鋼欄杆內，兩個穿天藍色鐵路製服的婦女說：“K112次列車馬上就要進站了，上車的旅客請準備驗票上車。”有一部分旅客馬上站了起來，湧向驗票口，仿佛是拱出海麵的魚群。同樣的鐵軌把人帶向不同的遠方。
我第一次坐火車，是在1989年的夏天，畢業分配還沒有確定下來。我第一次離開上饒，前往省城南昌。我父親給了我五十塊錢。和我同去的還有餘書仁。他是我同屆同學，也是鄰居。離開一個地方是要理由的。我對我父親說，我想去南昌找事做，哪怕是幹體力活。我沒說完，就忍不住笑了出來。我從小到大，也沒挑過八十斤的擔子。事實上，我在南昌呆了五天，就打道回府了。我找到《江西法製報》的副刊編輯趙文明，他曾經給我發過兩個整版的小說。他的辦公室在冶金廳裏麵，陰暗潮濕，從梧桐樹透過來的光線，照在他臉上，有些滑稽，像一張肮髒的紗布。他請我們吃了晚飯，我們就走了。我們又去了郊區，找到一個叫西山的軍營。我表哥在那兒當事務長。我是第一個看望表哥的親戚，表哥這樣說。他喜出望外，像養豬一樣，給我大吃大喝。回到家裏，我口袋裏還有四十二塊錢，其中花掉的兩塊錢，是買了一包“百花洲”煙。因為一路上，我們都是逃票的。第一次出遠門，我發現自己的膽子並不是別人認為的那樣小。然而，火車沒有留下更多的更深的印象，隻覺得火車像龍窯，碼著一排排齊整的磚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