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崇文總目》、《遂初堂書目》、《通誌·藝文略》、《宋史·藝文誌》等古典目錄中，有相當部分不明撰者，不能確定具體編纂年代的類書，對這些類書的處理我和張滌華先生也不同。張先生很謹慎，凡這些書目中沒有明確時間標誌的類書都不會被列入他的存佚表中。很多類書雖然《崇文總目》、《宋誌》等都著錄，就因為沒有準確的時間標誌，張先生就無論在唐代類書的存佚表裏，還是在宋代類書的存佚表裏都不給它們位置，把它們都付諸闕如了。其實這些類書雖然作者的名字無法查考，但它們的大致編纂年代（至少朝代）有相當部分還是可以推斷的。《崇文總目》等古典目錄著錄圖書都是有一定體例的。同一類型的圖書一般按時間順序先後排列，我們可以根據其著錄的位置，來判斷那些不明撰者的類書的大致年代。《宋史》一向被指責雜亂無章，但即便是《宋史》，對曆代類書的著錄也不是胡亂堆砌的，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發現它著錄類書的基本體例。《宋史·藝文誌》類書類收錄類書很多，一共三百零七部（《新唐誌》隻有二十四部），這三百零七部類書很明顯地被分作三大塊，前麵一大塊是編纂者明確的宋代以前的類書，後麵一大塊是宋代類書，中間都是一些不明撰者（“並不知作者”）的類書。中間的這些不明撰者的類書，從著錄位置上看，很明顯《宋誌》的作者認為它們比宋代類書要古老。和《宋誌》相比，這之前的目錄著作還要整飭一些。因此祇要我們細心比較，部分不明撰者的類書的成書時代還是可以推斷出來的。下邊我舉個例子來說明我是怎樣對那些時間標誌不明顯的類書進行時代推斷的。
《宋誌》：“庾肩吾《彩璧》五卷《金鑾秀蕊》二十卷陸贄《青囊書》十卷《蔣氏寶車》（“車”一作“庫”）十卷《瓊林摘實》三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鄭嵎《雙金》五卷孫翰《錦穀》五卷。”
這中間有兩部類書《蔣氏寶車》、《瓊林摘實》不知道撰人，沒有明確的時間標誌，但我們可以根據它們前後都是唐人類書而斷定它們也產生於唐代。據《通誌》我們知道《金鑾秀蕊》是唐代顏真卿的一部類書，下邊《青囊書》的作者陸贄也是唐人。溫庭筠，唐代著名詩人。鄭嵎，也是唐朝人，《新唐書》、《唐才子傳》中都能找到他。孫翰《錦穀》見於《新唐誌》。從書名上看《彩璧》以下這八本類書都應該是搜羅麗藻秀句，為作詩文備料的。《蔣氏寶車》、《瓊林摘實》雖然撰者不明，但從類型上講，它們與《錦穀》等屬於同一個類書類型，從著錄位置上講，它們之前的《金鑾秀蕊》、《青囊書》是唐代類書，它們之後的《學海》、《雙金》、《錦穀》也是唐代類書，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們的作者，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它們也是唐代類書。
在作這樣的推斷時，若條件許可，一部身份不明的類書，我一般都要參考好幾部《宋誌》以前的目錄，比較這些目錄著錄該書的位置，然後再作出判斷，儘量避免貪多務得，標準鬆動。
最後要交待一下，在這三個原因中，最後一個是最主要的。雖然我的類書範圍比張先生大得多，但這個大範圍並不能幫助我搜羅進比張先生多得多的唐代類書的名單。無論張先生指定的唐代類書也好，還是我指定的唐代類書也好，絕大部分都祇剩下在古代史誌目錄中的一個名字而已。它們到底是什麼樣子，是典故詞藻的，還是啟蒙訓誡的，張先生和我一樣，都祇能憑書名，憑它們在目錄書中的位置去猜想。因此我和張先生一樣，對一部書是否是類書，是否是唐代類書主要依仗從前的史誌目錄來判斷，我們判斷的基礎是建立在前人的著錄之上的，而並非親自一本本翻閱那些古書然後下結論。正如上文所說很多前人著錄的“唐代類書”都亡佚了，祇剩下在古代史誌目錄中的一個名字而已，今人沒辦法一部部地親自去閱讀它們，然後檢驗它們是否合符現代的類書標準。對那些失傳了的類書，我們祇有憑據古人的著錄，古人說它是類書，它就是類書。因範圍的擴大而彙入我的統計表的，最明顯的是《蒙求》一係的蒙書，《勵忠節》等訓誡書，和《大正藏》、《道藏》中的宗教類書。但這三類加到一塊大概也就多出了張先生十幾本。比張先生多出來的關於敦煌類書的資料，也祇能讓我比張先生多出十本左右的唐代類書。據《敦煌類書》的作者王三慶統計，敦煌類書中不見於史誌著錄的共九種，其中《勤讀書鈔》等好幾種還祇是書鈔，不具有類書資格。敦煌類書中見於著錄的我又將它們納入了史誌著錄的傳統類書範圍，沒有重復計算。不能確定書名的那些敦煌類書我也沒有計入。
列於張先生存佚表中的唐代類書是四十部，而我的統計是一百一十三部，多出了一倍還多。這多出來的大多是用我的推斷法從《宋誌》以前的史誌目錄中，尤其是《崇文總目》、《宋誌》中推斷出來的，也許不夠精確，但還是可以作為參考。
張滌華《唐代類書存佚表》（《類書流別》，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