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好，有8年工作掙的錢墊底，又趕上國家對“七七級”和“七八級”實行帶工資上大學、連續計算工齡的特殊恩寵政策，因此，每月可以領到國家二級工的標準工資41。71元，又沒有家庭負擔，在班裏，就算是地主資本家了。又加上那時大家都一門心思讀書，沒有現在的吃喝玩樂風氣，也沒有這時裝那化妝品的大舉入侵，所以有錢就買書，出手時可以不必錙銖計較，有用的和喜歡的都放手去買，所以我那時還真存了不少書，像6卷本的《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6卷本的《中國通史》、4卷本的《中國曆代詩歌選》、4卷本的《古代漢語》、3卷本的《中國文學史》等等，畢業時運回北京好幾紙箱，一直到今天都還在使用。
當時國家還實行人民助學金製度，對家境貧寒的學生，每個月發給生活補助，共有甲、乙、丙三個等級，甲等是22。50元，根據每個學生家庭的平均收入數評定。我是班裏的生活委員，每月由我去學校領回助學金發給大家，所以，我很清楚許多同學的經濟狀況，實在是非常窘迫。
班裏有一半以上來自農村，華北、西北一帶偏多，最遠的有青海、新疆、西藏的。這些同學大多是男生，每月22。50元的助學金，除了吃飯，買日用品、衣服、參考書以及一切零用之外，還要把每年回家探親的路費攢出來。這就是說，他們得自己負責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去跟家裏要錢了。還有更貧困的，比如7同學，聽說他家裏隻有老父親和一個妹妹，上學前主要靠他掙工分養家，現在他不能掙工分了，父親和妹妹的生活就成了問題，他每月還要從那22。50元中省下一些接濟家裏，今天想來，簡直不知他是怎麼熬過來的？
1998年我隨中國文聯代表團去新加坡訪問，抽空到同班II同學家去做客。II比我小6歲，來自河北農村，是一個淳樸誠實勤奮有誌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第一次獨自離家在外生存，感到很寂寞很無助，在班裏就認我做了姐姐。他已落戶新加坡好幾年了，如今，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有了四室兩廳的房子，有了汽車，娶了愛妻，生了嬌女，日子過得富足、愉快。
我坐在他寬敞的客廳裏，他興奮地跟我敘著舊，依然是那個淳樸誠實勤奮有誌的弟弟，一點兒也沒有變色。敘著敘著，他突然告訴我，4年大學生活留給他最深的印象，是挨餓，“在學校時，就靠那麼點兒助學金，根本不夠吃，老覺得餓、餓、餓，可把我餓壞了！”我渾身一激靈，霍然變色，淒然問當時怎麼沒聽你說過，為什麼不告訴我？”他喃喃道：“哪兒好意思？”
直到現在，想起這件事，心裏還楚楚作痛，自責我枉擔了姐姐的空名。可是即使這樣，我們班所有的同學，男生女生，老的少的，全都悲壯地艱難地用功地發奮地玩命地讀著書，沒有一個打退堂鼓，沒有一個吊兒郎當混日子，沒有一個虛度了4年的時光。真的，眼見著，我們的水平在提髙，就拿我那位II弟弟來說，初進校時，寫的文章還很幼稚，等畢業時再看，已經老道得叫我吃驚了，現在他在新加坡，於工作之餘，還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此，他的愛妻在自己的娘家人麵前，驕傲得像個公主。
教過我們的各課老師，都曾發自內心地評價說，“七七級”和“七八級”這兩屆學生，對於中文係來說，很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我的腳踏在梯子上最上一級，
每一級是一束年歲，一步比一步代表更大的一束，一切在下的都正常地走過去，而我仍然在往上攀登。
——惠特曼：《自己之歌》
五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們也隻是南開的匆匆過客，南開的主人南開的基石南開的精魂南開的主宰，還是我們的老師們。
畢業十多年來，我曾幾次找機會，回到魂牽夢縈的南開園，去重新感覺走進校門的快樂，重新尋覓當年的足跡，重新體味一間間教室所輻射出的吸引力，重新撫摸新開湖的瀅瀅碧水。最主要的，是去探望那些親愛的老師們。
南開有著極棒極出色的一個教師群體，我從他們那裏終生受益，至今心心念念，有一種“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殷殷親情。
初上宋玉柱老師的現代漢語課時，大家都沒重視。況且，宋老師一上來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板著硬臉，很嚴厲地斥責我們班上一位逃課的男生：
“進大學，是叫你們讀書來了，不是讓你們寫小說來了！不好好上課，躲在宿舍裏寫小說，歪風邪氣！不想上課的，退學！把位置讓出來，有的是人想進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