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一再強調法律的“公平正義”，這是因為法律的裁決不僅是對個案的處理問題，它還涉及到更加深廣的層麵。在他的《被“釣”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不公》中，楚王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個案當然不能代表全部，但個案太多的時候，卻容易在事件的累計和發酵中被放大成信以為真的普遍‘事實’，讓民眾對法治賦予我們的最後保護權產生嚴重的懷疑。這種銳利的‘釣魚鉤’所傷害的對象不是某一個‘李榮壽’，而是糊塗裁判們裁定這種釣魚合法、正確以後，會一點點地侵蝕普通民眾賴以信任的最後靠山，以及整個社會賴以穩定的最後城牆。被釣魚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不公，可怕的是由裁判不公帶來的人心沉淪、價值觀混亂。”
高明的醫家，“不治已病治未病”，法律亦當如此，“不治己亂治未亂”。楚王除了呼喚法律的“公平正義”之外，還關注著如何在“法治”過程中做到防患於未然的細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幹規定》，一時引起了社會的熱議。楚王在《何處才是媒體監督司法的“楚河漢界”？》一文中，分析了“熱議”的原因在於，“最高法院的這個規定中對此沒有予以細化和界定，缺乏足夠的操作性層麵的表達，從而給身為執法者的司法機關進行‘理解性執法’提供了可能。”考慮到“不排除部分媒體為了吸引讀者和觀眾眼球，或因為某種利益格局，故意甚至惡意進行歪曲事實或者傾向性報道；部分公眾也有可能基於自身的角度或者判斷能力所限，太過於感性、衝動而被媒體曲意誤導”這樣的事實，楚王一方麵肯定了這個“規定”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完善這個規定的合理化建議：“隻有依法設定一個媒體監督司法的‘楚河漢界’，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這樣才是真正的法治和民主精神，這樣才能讓獨立的司法權得到更好的行使和保證，讓正確的輿論監督權受到更好的尊重和保護。”
對於一些突發性的“暴力事件”，如楊佳案、鄧玉嬌案、天門城管案，楚王認為，有關部門應該對此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隻要相關工作做得再細致一些、紮實一些，此類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暴民”的產生與消弭》一文，從當事人楊佳由“順民”變為“暴民”的過程中，表達了他自己的願望：“希望能從這些事情的表象背後探討更深層次的問題，讓整個社會都能反思和自省，以便防患於未然，讓這些暴民、暴行不再產生，還社會以本來的和諧麵目，還社會以安定和諧。”他的《無辜逝去的寶貴生命，能換來積極的結果嗎？》一文，針對天門城管打死“魏文華”一事，也有類似的願望：“我們期待著也相信善後處理問題能早日妥善、徹底解決，凶手早日伏法，有關部門和個人也能夠從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警醒。同時，如果我們整個社會少一點情緒發泄，多一些理性思考，多從建設性的角度剖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那麼壞事就會變好事。我們願意通過這個惡始而善終的個案，依然保持著對社會整體的正義感、以及維持正義的製度的基本信心。”《一把刀子，兩麵三刃，受傷害的到底是誰？》一文，對巴東“修腳女事件”作了冷靜的分析和思考：“在這場由‘一把小刀引發的血案’中，可以說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傷害甚至是生命的代價，包括我們這些廣大的旁觀者和無辜的幹部群體，甚至包括這個社會體製的一部分！若是我們借此事件引以為戒，從諸方麵進行綜合整頓和預防，那麼該事件帶給各方麵的傷害有可能減小到最低程度。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它也算是巴東女服務員‘行凶’事件帶給社會的多重負麵傷害之外，唯一的積極影響吧——雖然有些無奈。”
三、法律與道德的辯證思考
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既需要“依法治國”，也需要“以德治國”。二者之間，並非水火不相容，而是相互影響、相互支撐的關係。楚王關注社會道德，關注國家法律，更關注著二者之間的辯證邏輯，力求在二者之間尋找最佳的平衡點和共振點。
武漢大學教授張在元身患罕見疾病而有生命之危，進而在病榻前遭到校方解聘，並在網絡上引起一場是非之爭。你講你的道德評判，我講我的法律契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楚王從這起“我們似乎找不到錯誤的一方，也找不到該傾向誰、譴責誰的理由”的悲情事件中，提醒我們應當進行道德與法律的雙重審視與反思。他在《道德評判與契約關係的博弈，我們該傾向誰？》中說：“無論是道義或者法律契約，都隻是生命之軌上的兩條平行線；隻有把‘生命為本’當成所有人的共識，並落實於我們的行動，才能築就每個生命個體最堅實的人生之基。”當然，如何在道德評判與法律契約之間尋求平衡點和共振點，避免類似“此命題無解”的悲劇發生，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進一步反思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