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劄記的前半部分於幾年前曾以《伊普爾的罌粟花》為標題先行出版。遺憾的是，很多在當時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被刪去了，特別是《血雨腥風的協和廣場》因質疑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暴力而被整章刪除。這前車之鑒使得我們對進一步出版平添了更多顧慮。如今，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在神州已經是洛陽紙貴、人相爭讀的暢銷書了。幸得花城出版社的支持，《萊茵星光——一位愛樂者的歐行漫記》終於彙集付梓。
少時在複旦附中讀書時，我就愛讀父親的劄記；隻是在那個年代他寫得極少。十九年前我在美國馬裏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父親來到我的校舍看望我，我便當麵向他索取生日禮品；我要的不是蛋糕，恰恰是希望他為我撰寫關於歐洲和關於音樂的劄記。他在歐洲那瑰麗的文化寶地工作生活多年，一定會寫出讓我喜歡的文字來；以我對他的了解，我深信他也可以寫出一些東西來的。自此，我每年生日都會收到父親一篇歐洲劄記，常常還會收到額外的篇章。隻是，我原本並沒有想到過要把自己的“生日禮品”同別人分享；總以為，自己喜歡這些文字，完全是出於父女情分。直到有一天聽到了父親的一些老同窗們竟然那麼熱情地肯定和讚揚這些劄記，認為應該出版發表，這才讓我意識到這些文字盡管是為我而寫，但如果隻為自己留著，那就太“奢侈”了！
自此，我便全力說服父親整理出版這些劄記；但他並不積極，一拖就是多年，直至2008年春，他退休後來馬裏蘭待了較長一段時間，才開始著手整理。然而一整理，就覺得事情不那麼簡單，一下子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了。我們父女倆一起整理修改，添加注釋，並為裏麵的許多原文原詩添加譯文。
這些劄記隻是父女間的對話，沒有太注重思想觀點正確與否，其實也不必完全正確的。父親不是作家，他的文字僅僅是一位科學家和學者的個人隨感，包含了他對曆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憂慮和關切。他的寫作是真正自由的，不為稻梁謀，不為名利謀，超越了功利而進入了審美人生。
劄記裏許多地方引用了一些名言名詩，像莎士比亞的精彩詩句，約翰·麥克科雷的一戰名詩的詩句等，都按原文引錄，並補進我們自己的譯文。此外，地名、人名和著作的原文也都附上，以免不同的翻譯引起誤解；這樣，蔣介石也斷不會變成“常凱申”了。
許多篇章往往是多次重遊旅行的綜合，為了敘述方便，換成旅行記的口吻。《樂聖之旅日記》就是典型例子。
對於文中所涉及的許多史實，也許同讀到的曆史教科書有很多出入；可以坦言的是，這都是國際上所業已公認的，我們也盡可能注明出處。就國內而言，自1985年慶祝抗戰勝利四十周年開始，許多原本不公開的曆史真相被陸續披露了，許多報刊雜誌書籍和電視節目也報道了很多原不為人知的真人真事。但畢竟多數人未必都有機會讀到看到這些報道，更何況教科書裏還印著原來的內容。所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也是許多曆史真相和假象並存的年代。例如，幾年前俄羅斯政府公布了一份曆史檔案讓全世界張口結舌——原來1928年6月4日淩晨在中國東北遼寧省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的事件，是蘇聯斯大林一手策劃的，然後栽贓給了日本人；而許多資料包括教科書卻仍然在說著老故事，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俄羅斯已經出版了新的曆史教科書，相信中國遲早也會有新的曆史教科書的。像日本那樣老一代掩蓋曆史、年輕一代忘卻曆史的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這一點，貝多芬的祖國——德國——做出了很好的範例。
歐洲最大的魅力在於其豐厚的文化藝術和深遠的曆史。本劄記所涉及的大多是過去的歐洲，不了解過去，是不會理解今日的歐洲的。莫紮特貝多芬蕭邦的年代是文化藝術最輝煌的年代；現代社會已變得冷漠麻木。當今的社會物欲橫流，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已經淡漠，許多人覺得那不過是不實用的東西罷了。然而我以為，社會越缺少真善美，那麼真善美就愈是彌足珍貴，愈值得追求。宇宙本身是無所謂“真善美”的，宇宙隻不過是按照自身的規律——也可理解為斯賓諾莎和康德認為的上帝——在演變著。真善美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結晶，它使得人——盡管不可能是所有人——有別於木石和禽獸。隻要這些作為“生日禮品”的劄記能夠為讀者捎上一點美善的感受，那麼我們的宗旨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