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二者在地域上有相同之處。初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是相當震驚的，我們同屬於一種長期奴役狀態的民族；連童年的玩具也極相似，比如其中拉磁鐵的情節與我們早年推鐵環的感覺是一樣的。拉美從愚昧落後一步步走向殖民化的幻滅的感覺，與中國民族有很接近的地方：我們是沉默的民族，它也是一個沉默狀態的民族，它對民族精神上的思考，實際上所體現的是民族的、集體的孤獨，而不是哪一個人的孤獨，它透視的是對民族過去、今天和未來的思考。這一點與中國作家非常相像，但中國作家卻沒能寫出來。拉美作品受西方影響較大，在殖民化過程中，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與熏陶，加之特定氣候、地域等本土文化因素，拉美文學在意識上走得很遠，它穿越曆史、穿越具象的能力是中國作家無法比的。
何向陽：中國作家在新時期學到的隻是它的表層，如魔幻現實主義，隻學到了它的敘事、形態與結構，而遺漏或根本沒看到魔幻背麵的血性本質，比如它對西方文化的深層拒斥，這是雙向的。所以中國文學的借鑒包括理論上對借鑒的研究，大多都是移植式的。是水。或者說隻撿到了那場爆炸的碎片。
李佩甫：中國文學相當長時間地滯於一定創作層麵上對特定曆史時期的階段性思考，而不是對一民族精神的總體思考，是在具象層麵的徘徊，比如新時期的“傷痕”、“尋根”都是這種階段性的思考和階段性批判，不是總體的反思，不是曆史化的、全麵的批判，文學一直在階段性層麵滑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思維能力問題。
何向陽：是一種糾正式的思維，對應於此則是一種裁判者角色，而不是神話式思維和與之對位的創建者人格；與前者對應的隻能是思想的流程性、潮派性，和文化的一再斷裂與背叛，而達不到文學獨異於事件之外的真正地對事件本身甚至對現實時間的糾正。
李佩甫：所以《百年孤獨》第一句話使我感到的震驚至今難以忘懷：“多年之後，麵對行刑隊，奧雷良諾上校將會想起童年時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一種非常大的瀟灑，非常大的穿越，一個人麵對死亡時想起童年的事情，這種敘述方式，這種思維本身，帶來的是一種對曆史的縱的穿越，一種對生命整體的觀照。而中國作家在語體上，在意識上都還有所欠缺。所以我感覺觀念的新、舊不是主要問題，一個作家不存在觀念新不新的問題，作家需要的是視角、語言、思維，而不是觀念。比如“傷痕”、“反思”文學中的反思在某個階段是新的，現在看來就不免帶有階級性的局限和淺薄，它的批判也隻能是階級性的批判，而不是曆史化的總體的全麵的批判。長期以來，中國文學在噴發時沒有裝上炸藥，而是安上了滑輪，一直是在這種階段性的層麵上滑動，這就不能不追究一個民族作家的思考力，不能不說這是中國作家的悲哀。相比較來說，同屬沉默民族，同屬外在語言很少的民族，拉美文學出現了爆炸，中國文學則走向平庸；同是質的變化，卻走向了兩個極端。你剛才講到中國當代文學想象力匱乏的問題，的確如此。我認為問題是兩方麵的：一是將近三十年來，由於“政治神話”的幻滅，作家所具有的浪漫主義精神實際上已經蕩然無存，而產生神話，是需要浪漫主義精神的。中國文學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內被另種比如“對著雲彩點煙”的想象力或者說神話所影響而留下了很深的陰影，這陰影在人靈魂中留下印痕，後來在劃定的圈子內對這一階段小心翼翼的反思過程中，作家的想象力實際上被大大削弱了。這種在精神上被摧毀過的作家，再回到文壇創作，則不可能做到東山再起，這種碎過的精神也無法東山再起。二是新時期內崛起的年青一代作家，由於西方文學信號的大量輸入，他們幾乎可以說是吃洋麵包長大的，又不消化於西方作品影響，這代作家並未經曆神話階段的滋養或刺激，沒有經過神話包括政治神話的熏陶，一開始麵對的就是平庸生活的全麵下滑，走向新寫實主義，走向原生態，所以精神處於萎縮狀，興味於剖露、變形、壓抑心理的自我表現。在外殼上形成了新的東西，加之西方創作手法引進，則形成了光滑的殼的藝術。總體來看，這是一個缺乏浪漫主義精神的年代，是現實主義猖獗的年代。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浪漫主義是必須存在的，它刺激一個民族文學、創造力與民族精神的發展，而實際上一方麵是被扼殺之後的難以崛起，一方麵是全麵的缺乏，所以中國文學現在與西方文學相比處於一種不尷不尬的階段。再過一個時期，中國或許會產生新的浪漫主義精神的。比如前一時期，張承誌提出“清潔的精神”，這種提法是在一個“形而上”的層麵，但可惜的是它最後落在了很具象的土地上。他選取了一些如荊軻的例子，這是對曆史的反叛精神的回尋而不是再生和重鑄，文章最後落在了對目前社會現實的不滿，這是很可惜的。我覺得清潔的精神是一麵很昂揚的旗幟，但遺憾的是它插在了這樣一堆東西上。但中國還是有一部分作家已意識到了理想、神性的重要，並為此做了自己的鋪墊。中國作家一直未真正進入“再生”思考，一直是回尋、背叛，缺乏創造性思維，尤其是在政治神話破滅後思維的再造力差。作家的創造性僅僅表現於對傷痕的回舔，精神上是徘徊、撫摸狀態。包括一些優秀的作家，如餘秋雨《文化苦旅》之所以在台灣等華文地區內引起響應，原因也在於此。國民整體精神仍處於一種回尋狀態，批判隻是自我調整性的、活血化瘀性的。知識未有獨立意識，自我表現、個人膨脹、生活化、隨意的小個體化隨處可見，卻一直未有思想的大個體化，未有獨異全新的人生走向。所以，構建與這大走向相關的文學神性，或說是“神話式”文學，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