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畢同學身上不脫長期受寵的脾性，我總說他像一個上麵有許多姐姐的弟弟（關於他兄弟姐妹和排行的情況，我求證過，但是忘了），比如有一次見麵就訴說他如何在健身房拉傷了肌肉，我剛要同情，被夢瑋一句點醒：“他這是撒嬌，我們一般都不理他。”
這幾年，也許是有了點年紀，他的自我要求明顯地高了，脾氣好多了，分寸感強了，也更會體諒謙讓了。還有，日子過得從容起來了，我每次到南京，他請吃飯的地點和菜式也講究了，特別是有一次專門請我去一個地方喝了咖啡，居然是我在國內喝過的最好喝的！我一說，他高興了，居然在我隨身帶著巴掌大的記事本上寫：“GOODGOOD STUDY，DAY DAY UP！畢飛宇”。小說裏的刁鑽和凶狠都不見了，露出幾分孩子氣。這種潔淨的孩子氣，在他的短篇《地球上的王家莊》比較集中地體現出來，後來他寫了一篇關於這個小說的創作談（這小子極擅長寫創作談），發表的時候，我寫了一段編輯手記：
七年了，我還清晰地記得《地球上的王家莊》的開頭：“我還是更喜歡鴨子，它們一共有八十六隻。隊長把這些鴨子統統交給了我。隊長強調說：‘八十六，你數好了，隻許多，不許少。’我沒法數。並不是我不識數，如果有時間，我可以從一數到一千。但是我數不清這群鴨子。它們不停地動。”於是，那個八歲的男孩子每天天一亮就去放鴨子，“把八十六隻也可能是一百零二隻鴨子趕到河裏”。忍俊不禁……對於這個小說，有人曾經發出一個感歎式的疑問：“這是小說，還是詩？”確實，這個以輕取重的精致短篇堪稱當代短篇傑作，而且它有著畢飛宇作品中罕有的潔淨、靈動和清透。我懷疑，畢飛宇在寫它的時候是處於一種薄醉狀態，乘著醉意他回到了孩童的視角，以未被汙染的眼睛審視了那個時代的荒誕，也寫出了荒誕之中不滅的童真和渴望。
他看了給我寫來郵件：“這是什麼世道啊，編輯手記怎麼可以寫得比正文還好？這不是出我的醜嗎？”看，典型的畢氏腔調。
畢飛宇有脾氣。此人寫作虎虎生威，做人牛氣衝天（抱歉，近年常陪兒子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影響了詞彙和思維）。平日裏，說話一認真就直眉瞪眼，討論的問題如果比較重大或者所揭露的人和事比較不堪，他簡直咬牙切齒，要不是剃的是胡碴兒一樣的寸頭，絕對可以“怒發上衝冠”的。他脾氣不好的例子很多很多，比如在北京有一次電視台錄製節目時，因為覺得對方不尊重人，就中途退出，人家急得在後麵追著喊也喊不住；比如硬是拒絕了一個獎項，一時輿論大嘩。那時我正好去南京，和他在茶樓裏見麵，隔壁坐著的茶客都在看報紙上他“拒獎”的消息。我問他為什麼？他倒是說了，但是我答應他不說，直到大家都很老很老的時候——那時，哎，就是不讓說唄！那時候就算還有人想聽這些陳年舊事，也要老太太我還記得！
有一次不知怎麼說起另一個作家，我隨口說你們好像關係很好呢，畢飛宇居然很嚴肅地說：“我和某某某，就是一個作家和一個作家的關係。”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話大有意味，現在許多人的關係都不對了，如果作家和作家、編輯和作家、老師和學生、有權勢者和平頭百姓都能保持本色的正常的關係，生活應該會正常許多，空氣也會潔淨起來。好吧，我隻是一個編輯，沒辦法和他成為“一個作家和一個作家的關係”，不過我們可以勉強算是牌友的關係。有一陣子我一到南京就找人打牌。所謂的“人”，常常也就是賈夢瑋、畢飛宇這幾個。畢飛宇是我見過的作家裏算牌最精但手氣最差的一個，然後他又有著職業賭徒般的認真和投入，每次都讓我很開心。最好玩的是有一次，我和葉彌約好一起去南京玩，和飛宇、夢瑋一起打牌，夢瑋說環境要好，就去了大鍾亭，在亭上的茶室每人一杯雨花茶，清風徐來，開始打牌。每次打牌我總是選夢瑋做搭檔，他不在乎勝負，不會因為我打得不好而怪罪。於是畢飛宇就和葉彌搭檔。葉彌和畢飛宇是鮮明的對照：她手氣好，但是不算牌。有一把我和夢瑋的牌差得幾乎組織不起來有效抵抗，我一直嚷嚷：“不要打了，你們直接升一級好不好？”飛宇沉著冷靜地說：“要打，這是規矩。”夢瑋更加沉著冷靜地說：“要打，而且我們會贏。”打到最後，發現葉彌手裏少了一張牌，她扣底多扣了一張。夢瑋說：“我說我們會贏吧。”飛宇臉色微變，但還能控製。下一把，飛宇好不容易有一副姐妹拖，處心積慮留到了最後，這時每人手裏五張牌，畢飛宇除了那四張姐妹拖，就是大怪一枚，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眼看大局已定，這時葉彌出牌，她輕輕巧巧地出了一張，飛宇臉色大變，他的姐妹拖被自家人“穩準狠”地捅開了！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這下子他崩潰了，隻聽畢飛宇說：“葉彌，你曉得吧，我不怕別的，最怕人家沒腦子。”葉彌把手裏的牌一扔，說：“畢飛宇，你知道我最討厭人家說我什麼，就是說沒腦子！”夢瑋居然虎口拔牙地說：“好像沒人喜歡吧。”我笑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差點沒被茶嗆死。後來幸虧王彬彬上完課及時趕到，說請我們全體吃飯，兩個氣呼呼的小說家才緩過勁來，吃喝過半，就恢複了“一個作家和一個作家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