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散文卷
文/周午鵬
（一）
“睡覺，醒來，睡覺，醒來，可憐的生活。”
當一個人對你這樣說話，可能你的第一反應是“嗨，先生，你需要去看下心理醫生了”。但那個人是卡夫卡。也許你會愣一下，產生一種莫名的擔心，但不要在這種小把戲麵前退卻，這並非是要試圖反駁和說服你，而恰想借此來表達一種觀點，一種相當樸素的觀點：卡夫卡在一個正常人看來，確實是一個病人，而且病入膏肓。但與此同時，熱愛書籍的人們則應該慶幸，卡夫卡沒有閉上眼睛將自己奇特的夢境在通常麵相和藹、戴著魚紋眼鏡並且口中念念有詞一如古時施展神詭巫術的那些人麵前一一描述，否則，這個世界就再也沒有卡夫卡了，我們獲得的將僅僅是一個充滿臆想症征候的精神病人，他的名字亦叫卡夫卡。
不過，讓人沮喪的是，“卡夫卡”這個名字遠比他的書籍更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它儼然已經成為了現代社會常識係統目錄裏的一條。他的命運亦如同常識。“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奧地利小說家，出生於猶太商人家庭，18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文學和法律，190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為4部短篇小說集和3部長篇小說。可惜生前大多未發表，3部長篇也均未寫完……”我通常讀到這裏就停了下來，因為我知道下麵要寫什麼，而其後蜂擁而至的所有華麗的形容詞和名詞，都將與已經飛向天空的人毫無關係。榮耀，共鳴，各種匪夷所思的主義的爭執與吵鬧，在一個人的死亡麵前，都是他的墓誌銘。在個人眼裏，“身後功名”對於卡夫卡而言，其實是一個相當滑稽的詞語——對所有人而言同樣如此——它們的存在，隻是為了表示人類自身並非是一個愚蠢到不可救藥地步的族類。但實際上，他們在為死者加冕的同時卻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們太不誠實了，太虛偽了，太固執了，以至於試圖糾正無法糾正的東西——事實。卡夫卡是一個現實世界裏的失敗者。他們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卻不敢承認。當本雅明說出“要想理解作品（卡夫卡的），在所有的事情裏，首先要有一個簡單的認識，那就是，他是一個失敗者……這個失敗者的情況不一而足。你也許會說，一旦他成了永遠的失敗者，發生在他身上的每件事總是都像在夢中”，你能想象出這個卡夫卡式的偉大靈魂的最終境遇嗎？你大概不會想到，“歐洲最後一名知識分子”，瓦爾特·本雅明，於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一個邊境小鎮被迫自殺。
“被迫自殺”，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情。
但在閱讀多得令人發指的關於生命逝去的訃告式新聞時，我們的悲傷和憤怒隻有在觸及未知底線時才會爆發。我們失去了驚駭，並且習慣於諷刺。事實上，正是我們本身軟弱無力的諷刺，遙遠的嘲笑，不溫不火的奉承，在那些可笑的、看似不可思議的、悲劇性的事件的運作中，擔當著縱容犯的角色。記住，如果，言語不是振奮的，那就應當被摒棄。如果人生不參與，那世界對你即已滅亡。而在這裏，我們也從不想知道卡夫卡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們隻需要知道，他是一個死人，與活人毫無關係，與自己毫無關係，就足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了。通常，閱讀者們以“不知道”卡夫卡為恥——他是一個作家，一個名人，一個被埋沒的成功者——但卻從來不以“不認識”卡夫卡為恥。他們以為給了卡夫卡一個光環，就能夠心安理得在曆史的書頁上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但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筆並未能放出光彩，反而貶低了他們要讚揚的人，進而貶低了他們本身。正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人們就應該意識到，期間所有讓人不禁落淚的懺悔，人類對美德和善良靈魂的讚頌，那些在前一次自相殘殺中積累下來的痛苦回憶，都將被證明是一種虛偽的印記，它們變得毫無價值可言。這就是實際上，我們正在對卡夫卡所做的事情，讓他變得毫無價值可言。我想說的是，誠實一點吧，誠實並非是一種毒藥。況且，我們也應當過了說謊可以被原諒的年紀。卡夫卡是一個作家，但徹徹底底是一個失敗的作家，他寫了很多東西，生前大多未發表，而且他想寫的三部長篇小說也未能寫完，而居然人們就能把“表現主義大師”這樣的稱號給了一個“相對不稱職”的人。而且這種相類似的做法並非一次兩次，而是很多次，以至於我懷疑他們這麼做的動機，是想說明他們的聰明，還是想表達一種阿諛之情。
卡夫卡和其他所有人都是不同的，在個人的閱讀體驗中，尼采就像是一個脾氣暴躁的火星人，康德則一直生活在邊緣的冥王星，叔本華是那個看著地球漸漸流淚的月球異類，而隻有卡夫卡，是一個地球人，也許，他還是地球上唯一的人。他和其他外貌相似的同胞不同，至少和大部分聚在一起被古斯塔夫·勒龐稱之為“烏合之眾”的人不同，他們的語言本就有一種絕對性差異，因為他們之中隻有卡夫卡說人話，所以他在極小活動範圍的生命軌跡中所說的話，所寫的東西，隻給少數幾個生物看過，卻能夠引起與他的生命毫不相關的人們的共鳴。
為什麼？因為他們以為他們是“人”，他們懷疑過，但未能繼續下去，隻有卡夫卡誠實而堅定地說，他們不是。他們流淚，為之瘋狂，為這個地球上的陌生的人的精彩證明而歡呼，這即是曆史中的“卡夫卡熱”。不是未來、現在、昨日，而是昨日的昨日才會擁有的珍貴記憶。但那並不是我要解剖與卡夫卡有關幻境的順序，因為那樣不合理，它的不合理很明顯，它就站在那裏。問題是，我們如何學習曆史？幾乎所有國家的教科書，都廣泛地采用這樣一種順序，從遠古到現代。但不合理就在這裏，我們竟然是從自己最不熟悉的東西開始著手了解人類的曆史，然後在一片理所當然的吻合之中滿足自己知識的欲望！按照這種認知邏輯，最初的時候，因為極度陌生，每個人對曆史都會有很多疑問、不解和焦慮，因為不熟悉，無法觸摸，人對其有著一種本能的不信任，但隨著熟悉的話題的漸漸切入，人們可以去看，去撫摸，去嚐試，去驗證，那些原初的困惑便會隨風消散，人們會產生一種因為對結果的合理性（熟悉度）的堅定而對曆史的合理性（陌生度）的存在不抱任何質疑的幻覺。也許有人會以為這並沒有什麼錯，這是人誕生和成長的過程。但我不禁要問：這個小小的星球之上有多少種曆史教科書呢？在結果唯一確定的情況下，誕生了多少種對曆史源頭的闡述呢？如此看待曆史，人們隻有一個惡果可嚐，那便是失去懷疑精神。它讓人們錯以為認識了孔子的後裔，便認識了孔子本身。而且，世界上的諸多紛爭，極大的一部分源於人們童年時閱讀的那些讓人匪夷所思的、毫無邏輯性可言的東西。所以即便現在，他們說“真愛永恒”這個詞，“真”不同，“永恒”不同，甚至他們要想表達的“愛”也是不同的。這僅僅是這個世界存在的許多本質問題中的一個而已。
在接下來的剖析之中，我們將會看到更多不可思議但合情合理的東西浮出水麵。無須驚歎，那是每個人都知道但又不敢承認的東西，它們並非一種發明，而是一種處於偶然意義上的發現。那些並非出自遙不可及的上帝之口，那些真實、光鮮的東西也不需要上帝來說，人本身就可以做到，隻是礙於某種恐懼而不去做。從卡夫卡的出生講到死亡，那是一個人偉大的過程，那也是我們給卡夫卡戴上光環的緣故；從卡夫卡的死亡分析到出生，那是一個人渺小的過程，那也是將卡夫卡帶入現實的唯一方法。卡夫卡一點都不偉大，他不是設計出操作係統的比爾·蓋茨，也不是想象出時空扭曲的愛因斯坦，更非創造出可以毀滅地球無數次的原子彈的奧本哈默，他是一個人，一個失敗者。他並沒有什麼可自豪的，即使有，他也無法知道，他隻有無盡的困惑和憂傷。從生到死，是個悲劇；從死到生，我們則無需流淚。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樣一點，卡夫卡還活著，借著生者的舌頭，言語不停。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走近他，看到他所看到的東西，現實或未來。
在他的曆史之中，人們第一個應該了解，無論他們曾經是否了解，無論他們原來了解他的過程存在各種不同，但在我眼裏，第一個應該了解的，不是他的書，不是他的出身，也不是他的親戚朋友，而是與死亡最為切近的東西，他，以卡夫卡這個名字所寫下的遺囑：
T HE WILL IS T HE WILL。
（遺囑即意誌。）
我忽然發現英語這種語言的美麗所在了，不過遺憾的是，那不是我要敘述的重點。
（二）
在米蘭·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中有關於卡夫卡的論述，他在文中寫到這樣一個場景：“卡夫卡把他的《變形記》的手稿寄給一本雜誌，編輯羅伯特·穆齊爾準備發表，前提條件是作者做些刪減。（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卡夫卡反應冰冷，並斷然拒絕，與斯特拉文斯基對安塞邁特一樣，他可以承受不發表的想法，但發表而被損毀，對此他難以承受。”而現在，如果要我們把卡夫卡已經出版的所有東西都按照他的遺囑來毀損，我想，對此，我們也難以承受。正如我們現在懂得了卡夫卡的價值所在，那個卡夫卡同樣有著這樣的自我認識。他寄出去的並非一份手稿，而是一個人，是他自己。要求作者刪減作品，無異於讓卡夫卡在自己的身上割下一塊肉來那樣痛苦不堪。接下來，我描述的是與之相比較而設計的另外一個場景：“卡夫卡把他的遺囑（並非法律意義上的遺囑，而是兩封私人通信，盡管如此，我們仍舊可以認為它是卡夫卡本人的意誌所在）交給他的好友布洛德，請求他遵照他的遺願燒毀他的所有作品，布洛德給了他否定的回答。”我想，這時人們的企盼都是一樣的，卡夫卡什麼反應？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隻知道在布洛德整理的《枙審判枛第一版跋》中，他解釋道：“……在1921年，我對我的朋友說我曾寫了一份遺囑，其中我請求毀掉若幹物件，重新審閱別的，等等。這時，卡夫卡遞給我人們後來在他的辦公室找到的用墨水寫的那頁紙，對我說：‘我的遺囑會非常簡單：我請你燒毀一切。’我還能確切地記著我給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訴你我不會這樣做。’”“卡夫卡，”他接著說，“懂得我對他寫的每一個字的狂熱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會去服從他，所以他本來可以去選擇另一個遺囑執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嚴肅的無條件的最後決定。”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卡夫卡當時的反應，要知道那時他還活著，從布洛德的敘述中顯然卡夫卡知道了自己這封遺囑將要麵臨被背叛的命運，他能夠無動於衷？布洛德的說明簡直牽強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因為他本身就是卡夫卡最好的朋友，卡夫卡如此之信任他，所以才把這樣一件難以啟口的事情托付於一個他認為無比真誠的朋友——布洛德。結果，布洛德在違背了卡夫卡的意誌之後仍不免為自己臉上貼金，認為正是相信他會背叛卡夫卡，作為偉大作家卡夫卡的最好朋友，才把毀稿之事托付於他。即便，卡夫卡的打算是“嚴肅的無條件的最後決定”，如果連他最要好的朋友也無法按照他的意誌行使最後的藝術葬禮，他還能堅信另外一個毫不相關的人恪守這樣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遺囑嗎？要知道，是所有文稿，不是一份，也不是兩份，是所有，也就是說，行使卡夫卡意誌的人必須能夠說服那些與他相關的人毫無保留的交出東西來，這樣一個人，在孤獨的卡夫卡身邊，除了布洛德還會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