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活字新版本《維摩詰所說經》
最近，我收到一封寄自甘肅省武威市的掛號信。裏麵裝的是兩冊線裝書。我好奇地翻了翻，隻見上麵成頁成行地印滿了怪字，除了所用紙張一看就是當今普遍使用的普通宣紙外，其他方麵竟與我從前見過的西夏文出土文獻頗為相似。
寄信人是甘肅省武威市文化館的孫壽嶺先生，我在十幾年前就與他相識並曾多次采訪過他。
他所寄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是根據同名的出土文獻印製出來的。但它既不是複印件，也不是手抄件，而是真正的印刷品！
孫壽嶺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精力去製作這些已“死亡”數百年的文字並且非要用這些自製的泥字去印這本並不具有太大的使用價值的舊佛經呢？
這還得從十幾年前的一次考古新發現說起。
一次險些被埋沒的重要發現
甘肅省武威市，古稱涼州，是我國西部一座重要曆史古城，為曆代人文薈萃之地。武威在西夏曆史中更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這裏曾陸續出土了許多極為寶貴的文物，現已作為我國旅遊標誌的馬踏飛燕銅奔馬就是在此境內出土的。
1987年5月，這裏又有一次令人矚目的考古新發現。令人遺憾的是，當時人們並不清楚這一發現的意義，差一點就將它徹底埋沒了。當時，武威市新華鄉鍾山村的群眾正在亥母洞寺遺址施工。他們在小殿後部坍落的土石中發現了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就有紙張泛黃的印刷品，當地群眾稱之為“番經”。然而在當時群眾並未報告，而是仍將它保存在洞中。直到1988年9月才有群眾向文物保護部門報告。當時任武威市博物館負責人的孫壽嶺聞訊後立即和另一同事趕赴遺址，清理出了殘存的文獻資料。
在出土的文物中，最重要的當屬這冊西夏文佛經。孫壽嶺在進一步整理中發現，這次重見天日的是《維摩詰所說經》的下卷。全書為經折裝，共54頁，書品長28厘米，寬12厘米，每頁有7行字，每行有17個字，總共達6400多字，與之同時出土的還有西夏時期的契約、記賬單之類的文字資料。
《維摩詰所說經》首頁的題款有西夏仁宗的尊號，而且同時出土的文物中沒有晚於西夏的。這說明《維摩詰所說經》是西夏時期的印刷品，而且很可能是夏仁宗嵬名仁孝在位時的版本。而夏仁宗在位的時間是1130～1193年，這隻比北宋發明家畢昇在慶曆年間（1014～1049年）發明鉛字印刷晚了100多年！
毫無疑問，這套佛經的價值已超過了佛教本身。揭開它的秘密！這一信念在孫壽嶺心中變得越來越強烈了！
非同小可的發明
我國古代的印刷術，被列為“四大發明”之一，被稱為“文明之母”，對人類的文明進步曾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早在隋唐時期，雕版印刷就已大行於世。到了宋初，全國已形成許多印刷中心。北宋教育機構印刷經史書籍，一次就雕版10餘萬塊。雕版印刷業的繁榮，也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幾人、幾十人用幾年乃至十幾年才能雕刻出一部書的刻版，印書周期過長，印過書後，堆積如山的雕版難以保存，造成浪費，也加重了印書成本，影響到文化的傳播。
時代需要更先進的技術來取代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術應運而生。令炎黃子孫永遠都為之感到自豪的是，這項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的偉大發明，出自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的一個普通老百姓——“布衣畢昇”之手。然而，由於年代之遠，後人不但未見過當時所印，而且連宋元時期的活字印本也從未發現，以致有人對沈括的記載、畢昇的發明表示懷疑。
更讓中國人無法接受的是，近年來不斷有人向十幾億炎黃子孫為之自豪的“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提出挑戰：先是某鄰國的部分學者說印刷術是他們的祖先發明的，後又有西方一些媒體稱活字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在公元15世紀發明的。
毫無疑問，如果發現了宋元時期的活字印刷實物，那麼就會有力地回擊各種對我國活字印刷術發明的挑戰。
那麼，武威發現的《維摩詰所說經》會不會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泥活字印刷？泥活字到底能不能印刷成書？這問題實在是太重大太有意義了！
揭開一個曆史之謎
孫壽嶺並未將這批出土文物簡單地收藏起來了事，而是進行了細致、深入的想象、分析、研究。他發現，《維摩詰所說經》與別的雕版印刷品有許多區別，具有活字印刷品的特征：印墨有輕有重，濃淡不勻；標題用字混亂，多有錯排；有的字半輕半重，字體歪斜，可能是字模放置不平；有些字豎不成行、橫不成線，行距寬窄不規範；行字間空格大小不一，而雕版則不是這樣：雕版往往出自一人之手，字體大小一致，筆畫粗細均勻，風格前後貫通；墨色相對平整一致，字行整齊、界線清晰。
這些研究發現，令孫壽嶺十分興奮。因為，他有充足的理由認定：《維摩詰所說經》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活字印刷品！
證明活字印刷品，無疑是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孫壽嶺的研究並未到此止步。他要窮追不舍，繼續進行深入研究。因為活字有很多種：有泥字、有木字、有銅字、有錫字……那麼，《維摩詰所說經》到底是哪一種活字印成的呢？而要搞清這一問題談何容易？北京圖書館善本經專家張秀民曾說：“至於泥字、木字、銅字的區別，則在幾微之間，更為不易（鑒定）。”孫壽嶺沒有望而卻步。雖然至今尚未發明可以確認的宋元時期的漢文活字印本。早期活字印本尚無規律可循，雖然畢昇發明的泥活字早已蕩然無存，雖然那筆畫複雜的西夏文辨認困難，但他還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從中發現了不少奇特的現象並作出了自己的判斷：《維摩詰所說經》不僅是活字，而且是泥活字！它填補了我國泥活字版本的空白，對研究印刷術和版本學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