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飯用的土火爐還能燒製出陶字並且用它印刷成書，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這確實已經成為了現實：記者手中就有這樣兩本整潔美觀、印刷考究的線裝書——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
完成這一壯舉的，就是甘肅省武威市文化館年逾六旬的退休職工孫壽嶺。
孫壽嶺為什麼要花那麼大心血去“複活”早已“死亡”的古文字而且“執意”要用它印成那些沒有幾人能看懂的書？記者就此對孫壽嶺展開了采訪。
1988年9月，武威市的亥母洞寺遺址中出土了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當時任武威市博物館負責人的孫壽嶺親自前去清理，隨後又對佛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經過反複比較研究，他發現，佛經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活字印刷品。在進一步研究中，他又有驚人的發現，佛經不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很可能還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這對研究印刷史，捍衛我國印刷術的發明權、反擊有些國家的學者對我國印刷術發明權提出的挑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8年3月，國家有關部門在京召開“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下卷）印本鑒定會”。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該佛經是活字印刷品，印刷時間約為公元12世紀前，佛經應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但對它究竟是泥活字印本還是木活字印本，專家們產生了分歧：有人認為是，有人認為不是，最後決定“諸說並存”，留待以後研究考證後再下結論。
孫壽嶺因故未能到會，他對這個結論感到遺憾。他堅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斷。為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作出一個常人無法想象的決定：他要親手製作出泥活字並用它印成書，進而找出泥活字印刷品的特點。他根據北宋大科學家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進行了大膽的摸索和嚐試。從選泥、製料到刻字、燒製，再到排版、印刷，都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全靠自己摸索。他為此付出了無數心血，經曆了無數次失敗。由於條件有限，他隻好用自家做飯用的土爐子燒製陶字。在一千多個日日夜夜裏，他反複地燒，反複地刻，一次次毀掉，又一次次從頭再來。他常常一熬一個通宵，終於從爐灰中“扒”出3000多個既難寫又難認的西夏文陶字。然後，他又按“畢昇之法”摸索著印書。經過反複實驗，他終於用自己親手刻出的字印出了《維摩詰所說經》。“死”文字變成了“活”文字，“死書”變成了“活書”，孫壽嶺創造了一個奇跡。但他為此卻與許多疾病“結下了緣”，而且由於是自費研究，他不但未從中獲得分文報酬，反而搭進去許多錢。
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花了工、搭了錢、賠了健康，圖什麼？圖的是捍衛祖國印刷術的發明權，為的是讓子孫後代能正確認識泥活字，別再把泥活字印本當成別的印本！”
孫壽嶺的壯舉，得到有關專家的高度評價。中國社科院西夏學專家史金波稱他是“近代西夏文活字第一人”。與史金波同單位的另一位西夏學專家白濱說：“這種執著探索真理的科學實踐精神，已遠遠超過作品本身的價值，令人感佩！”甘肅省博物館研究員陳炳應認為，孫壽嶺的印本將泥活字的特點全麵重現出來，用有力的事實證明了自己的觀點——《維摩詰所說經》是泥活字印本。
寧夏西夏學專家牛達生等人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充分考慮孫壽嶺的最新研究成果，再組織一次專家鑒定會，還曆史本來麵目。
（原載1994年5月3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