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外國”的說法曾使多少華夏誌士視為莫大恥辱！如今，我國敦煌研究的大量成果昭示世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敦煌研究院原來基礎差，研究力量也比較薄弱，“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精力放在洞窟的保護和加固上。1984年，甘肅省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建立了敦煌研究院，並成立了考古研究所、美術研究所、石窟保護研究所、遺書研究所、音樂舞蹈研究室、資料中心、攝影錄像部、《敦煌研究》編輯部。在1987年全院有120多名研究人員，其中助理研究員以上學者有30多人。為了盡快提高學術水平，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一方麵獨立研究，另一方麵又注意集思廣益，互相幫助，共同提高。在這個研究院，誰搞什麼課題都公開，沒有發生過爭搶課題、互不相讓的現象。研究院領導如發現哪篇論文有價值，就征得作者同意，拿到全院來討論，聽取各種批評、建議或補充性意見，然後進一步修改完善。為了一個問題，大家往往爭得臉紅脖子粗，甚至連遣詞用字也不放過。這樣的爭論非但不影響人際關係，反而促進了團結和合作，有利於學術水平的提高。因為這種討論是充分民主、完全平等的，即使是院長的文章，大家也敢於直言不諱地批評。未經討論的文章，他們決不往出拿。對帶出國的論文，他們要求更嚴格，總是反複討論，再三修改，直到大家滿意為止。由於凝聚了集體的智慧，所以他們提交的論文學術價值普遍比較高，也受到中外學者的好評。
近幾年來，我國敦煌研究進入嶄新的時期。國內敦煌研究正在不斷深化，在洞窟時代的確定、佛教藝術與傳統藝術的關係、佛教思想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的關係等方麵都有許多新創見。在研究學科方麵，除了保持石窟藝術研究的優勢外，還擴展到石窟考古、敦煌史地、經濟、科技、宗教、民族、民俗、語言、文學、文字、文獻等各個領域。
副研究員劉玉權經過大量的研究考證，將過去混雜在北宋和西夏窟群中的23個沙州回鶻洞窟劃分出來。過去，曆史文獻中關於沙州回鶻的確切記載很少，對回鶻洞窟也沒有定論，許多問題不能得到圓滿解釋。劉玉權依據壁畫中的回鶻供養人畫像、回鶻文題記以及人物造型和藝術風格的回鶻特征，參照伯孜克裏克石窟回鶻高昌時代的石窟藝術，最終，他將23個沙州回鶻洞窟劃分出來，並且根據畫風劃分為前後兩期，找出前後兩期的主要特點，推斷出前後期回鶻窟所屬的大致年代。這項研究成果對史學界深入探討研究沙州回鶻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和實物依據，也豐富了回鶻佛教文化藝術寶庫。
到研究院工作時間不長的謝生保，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搞清了敦煌壁畫中50多個佛經故事的內容。他編寫的《佛經寓言故事》《佛經文學故事》《敦煌遺書故事》一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就引起廣泛關注。為此，他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對石窟逐個進行觀察對照，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搞清了50多幅石窟壁畫的內容和所依據的經典，編寫出長達20多萬字的《佛經文學故事》。書中準確地標明了每個故事取材於哪些經卷，畫在哪個洞窟內，與中國流傳的哪個故事相同，厘清了壁畫故事與流傳故事的關係。
在1987年9月召開的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上，敦煌研究院提交的16篇論文引起與會中外學者的關注和讚揚。這16篇論文是從30篇中篩選出來的，雖然是個人的研究成果，但卻凝結著集體的智慧，反映了中國敦煌研究一個時期的水平！
濃厚的學術空氣在全院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從1980年到1987年6月的7年半時間內，僅敦煌研究院就發表論文156篇、302萬字。此外，他們還出版了9部大型畫集，15部資料專集、論文集、通俗讀物。其中《中國石窟·敦煌卷》五卷本、《敦煌研究論文集》《敦煌石窟總錄》，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們創辦的《敦煌研究》期刊，在國內外公開發行，也引起中外學者的重視和好評。
現在，即使是對中國抱有偏見的人，也不敢再說“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外國”了。
（原載1989年9月4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