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自1977年第一次發表小說作品至今已有六年的時間。在這六年中，他一直保持著十分旺盛的創作活力，先後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長、中、短篇小說和少數有關創作的言論，從而使自己彙入到新時期的文學潮流中，隨著潮流不斷地前進。幾年來，馮驥才像一個弄潮兒，時時出沒於文學大潮的風口浪尖，既為新的文學潮流推波助瀾，又在弄潮的時候向人們展示自己的雄姿和實力。弄潮的時刻，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瞬間的閃現終難使弄潮兒的姿容給人留下比較深刻清晰的印象。要使這種姿容變得清晰和穩定，顯影和定影的工作是必須的。本文企圖進行的正是這樣的工作。
1977年，我國的曆史剛剛掀過新的一頁，乾坤初轉，多年蕭索凋敝的文苑也開始複蘇了。就在這一年，馮驥才懷抱著他同李定興合著的長篇曆史小說《義和拳》走向文壇，從而真正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道路。其時，人們對文學作品的渴望相當強烈，真有點饑不擇食了。能讀到一部新的長篇小說，自然會感到欣喜。起初，人們也許麵對著《義和拳》兩位陌生的作者名字有所遲疑，可當人們翻開它、讀著它的時候，心靈隨之就會感到欣慰了。
《義和拳》以1900年天津義和團運動的興衰始末為題材背景，在十分廣闊的社會生活麵上再現了我國近代史上這場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作者帶著強烈的摯愛激情，謳歌苦難民族與剝削者侵略者大搏鬥的悲壯情景，在刀光劍影、生別死離中讚頌義和團英雄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及不屈不撓的鬥爭意誌；同時，作者也注義憤於筆端，無情地揭露和控訴了清廷的投降賣國主義行徑和外族侵略者滅絕人性的罪行。這部小說盡管在反映和評價曆史事件及人物行動時或有偏差對義和團某些盲目的破壞行為的評價不盡準確、在藝術表現上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粗獷多而細膩不足，敘事多而對人物形象的刻畫稍弱），但是，它沒有此前某些作品中的那種幫風幫氣，那種令人厭惡的訓教口氣和矯情，它富於激情，頗能給人以鼓舞與激勵，終不失一部較好的曆史小說新作。
在繼《義和拳》之後，馮驥才著手構思並寫作取材於紅燈照事跡的又一部長篇曆史小說《神燈》，1979年在吉林省大型文學刊物《新苑》第2期發表了“前傳”。在主題思想方麵，《神燈》與《義和拳》有十分相近的地方，但在作品的生活內容和藝術表現方麵，《神燈》卻提供了許多新東西。《神燈》著重表現當年下層勞動婦女的苦難生活及她們如何衝破各樣的藩籬，拿起刀杖，追求生存、追求愛情等權利的情形。因為有了《義和拳》的創作實踐，在寫作《神燈》的時候，作者創作的主動性顯然增強了，手中的筆似乎不再像寫《義和拳》時那樣常常被真實的曆史事件和人物所左右，以致有時為了事件情節的圓滿而影響了對人物性格做更有力的刻畫。《神燈》取材曆史而又不被曆史的真實所拘，較好地發揮了藝術再創造的功能。它把階級仇、民族恨同某些具體人物的家庭命運、自身命運緊緊地扭結到一起，在螺旋式結構的串引下，把單個的反抗事件連綴成一場階級、民族的複仇鬥爭，點麵結合，具體生動。《神燈》最突出的成功在於它寫活了鄭玉俠、盧大珍等女性形象，把天津當年的“混混兒”的形象也寫得活靈活現。一個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人物的感情心理如此真實細致，相互間的性格這樣的分明實非易事。《神燈》在對風俗世相的描繪方麵也很有特色，小說從皇廷到下層官僚，從民族義士的赤膽壯舉到“混混兒”的惡行假義，從兒女情到家國恨，三教九流、世態民俗等都多有涉獵和精彩的描繪。所以，它同時又是一幅生動多彩的風俗畫。
馮驥才的這兩部曆史小說今天之所以不被人們所淡忘，時有提起，絕不是偶然的現象。《義和拳》盡管還有弱點，但是，它是粉碎“四人幫”後較早出現於文壇有影響的少數作品之一，它打了一個“時間差”。因之，它的價值首先帶有某種曆史的鑒定性。另外，從藝術性方麵考察，雖然它有些地方敘事多於刻畫，可它明顯有別於那些大事記式羅列的作品，對張德成、王連勝等人物性格形象的描繪也並非沒有成功之處。《神燈》的價值首先在於它在藝術性上所達到的高度，情節的豐富性和人物塑造的形象突出是它最有力的證明。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做到了以藝術手段再現曆史，使曆史和詩情溶而為一。
馮驥才一出而著長篇小說，這種現象本身當能體現他所具有的文學創作才能，這隻不過是一種奇而不怪的事情。但是，當值年輕的馮驥才何以避開當時那繁複的現實生活矛盾走向曆史，到那久遠的歲月中尋求詩情、寄發愛憎的情緒呢？要理解並認識馮驥才，這是個不能不首先探究的問題（這並不是說凡年輕作家就不能去寫曆史題材的作品氕1981年3月，馮驥才有一篇談論自己創作之路的文章，題為《命運的驅使》，可能有助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了解。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