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趙本夫畢竟沒有在這裏停步，而是把筆向縱深地帶一人的情感領域伸去，探測這個領域中更為微妙的景觀變化。《寨堡》所反映的內容在封建社會是不少見的。從小被父親代定了娃娃親的舒惠芬16歲那年讓人趁未婚丈夫病危時娶過來衝喜。結果，成親七天，丈夫就死去了，她開始了寡居的人生。惠芬信守孝道，默默地幹活，孝敬婆婆，改嫁二字從未提起。甄家寨“執法”嚴在這一帶是出了名的，對於男女私情更烈。恰在惠芬守寡這當兒，為了整肅族風，寨主甄山泰打定主意，立惠芬為他人效仿之本，動用大量財力人力為她立“貞節牌”。沒想到，鬧騰了多日，在樹牌的前夕，惠芬失蹤了，據說是跟著娘家的鄰居小銅匠一塊外逃了。甄家寨寨牆不謂不堅，族規也算森嚴，然而它終究未能圈定人性的勃發。“貞節牌”代表了封建社會很高的榮譽。但惠芬視它如惡鬼，棄它而追求自己的自由愛情生活去了。《寨堡》寫甄山泰在非常莊嚴的氣氛下想成就一件有助“公益”的事情，結果卻演了一場鬧劇，使他丟盡了臉。這是人性的反抗，是追求自由生活的人對封建宗法社會惡魔般婚姻道德觀的嘲諷和鬥爭。甄山泰那莊嚴背後的冷酷無情，惠芬表麵上無奈的順從與心底裏的憎惡和抗爭，被作者表現得十分自然。這類事情在今天看來已遠去了，但封建主義殘餘勢力對於人們的束縛並未結束，還有不同的“寨堡”局限製約著人們，所以對封建主義的批判還應是議題之一。
《“絕藥”》和《絕唱》表現了不同人對兩種東西的癡迷。一是人們普遍對崔老道專治骨折的“白雞膏”的癡迷；二是尚爺和關山對“百靈十五口”的癡迷。崔老道的“白雞膏”效果到底如何，似乎誰也無力論證出是與非，但是大家都信，還容不得不信的人。後來二毛接替師傅賣“白雞膏”，盡管藥是原藥，他還有一副熱忱的態度，可誰也不信他的藥、不買他的藥了，隻把他視為一個“放洋片”的。小說在這裏揭示了一種曆史積澱下來的惰性，這就是對某一權威的全然迷信心理。在這種惰性的心理的支配下，某一種權威一旦形成，別的事、別的人不管有多麼強的說服力，都無法得到承認，也永遠替代不了已成就者，一直到這權威消失、斷絕，留下無限的遺憾。這種全然的迷信心理，這種無原則、不做分析的對某一人某一事的盲目信從，為害甚烈。即以《“絕藥”》中的這“白雞膏”而論，得失也自分明。在人們隻管癡迷崔老道“白雞膏”的時候，心靈確是滿足了，但是否治病似乎為其次了。而到了二毛時，盡管藥是原藥，可由於賣藥人、賣藥時的方式不一，人們就對他喪失了信任，結果在心理、實物兩方麵都變得空虛起來。人對於任何事情都應有所辨識，既不盲從地迷信，也不一般地懷疑排斥，這樣才會在心理和實物兩方麵得到滿足，達到平衡狀態。
與《“絕藥”》相近、但內容又完全不同的《絕唱》是篇十分出色的短篇佳作。在小說裏，作者通過對兩個人物行蹤的精細描繪，頌讚了人們對一種奮進精神、對一種崇高的美的境界的敬仰和癡迷追求。所以，這種“癡迷”較之《“絕藥”》中人們對崔老道“白雞膏”的“癡迷”就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和意義。尚爺與戲班子的武生關山因為共同喜歡閏門旦女演員而由冤家對頭變為朋友。他們既豪俠重義，還有共同愛好，都喜歡養鳥。後來，關山的戲功雖然大有長進，可是到了“十年動亂”時，關十三（關山的外號）遭到沉重打擊，倒了嗓子，他極為心愛的“百靈十四口”也被摔死了。後來幹脆就搬到鄉下與尚爺住到一起，日常同尚爺養鳥、談論鳥，日子過得倒也有趣。突然有一天，竹林飛來一隻竹雞，對著又一隻“百靈十四口”鳴叫，爭氣的百靈鳥經過艱難的努力，冒著“叫落”的危險，三天以後終於叫出了“竹雞”的聲音，叫出了“十五口”，成為稀珍鳥。然而，它自又叫出一口後，就一直地叫下去，直到“絕口”，死了為止。在百靈死後一個多月，它的兩位癡迷的主人也都去了。關山是突然死去的。在安排好關山的喪事以後，尚爺也悄悄地留下一張“我陪十三去了”的遺言引頸自殺。人們把尚爺、關十三和他們心愛的百靈葬在一起，一首動人詩章由此產生。作者在這裏表現人禽在情感方麵的某種相通，描繪他們為了追求高層次的美的境界的意誌，非常細膩動人。小說通過一種隱喻的手法，把題旨與社會生活溝通，向人們標示出取得美的艱難、破壞美的醜惡、為美而死的崇高和莊嚴。《“絕藥”》與《絕唱》，前者以神秘始，以遺憾終，作者用含而不露的文辭批評著一種曆史積澱下來的心理習性，指出它的荒謬和難以理解，令人深思；後者又用清麗語言敘說著人禽是如何不畏艱難地向美逼近、為美而犧牲的情景，作品流溢出的對這種人禽欽佩的情感使人動顏。我不敢指稱這兩篇小說就是“二絕”，但是說它們是同類中的有特色的優秀篇章是決不為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