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人生真義？又何從發見與禮教之衝突？”（在這裏，我要附帶著聲明一下。我的答辯書原文是：“在禮教與藝術之間，認取人生真義。”書手寫時錯誤了。不過這些都無關宏。）“見而已矣！”固然！但在當時子路已經不說，孔子且曾發誓，是所謂“見”者，豈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衛國來見寡君的，必須見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遊，參乘過市。再連同南子的許多故事，輯在一塊，表演起來，怎見得就不能成為藝術？藝術的表現，有作者自己在內，與作史是不同的嗬！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觀，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觀，把這兩種不同的人生觀，放在一幕裏表演出來，讓觀眾自己認識去，怎見得發見不出人生的真義？原劇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樂主義的；孔子卻是一個遵守禮法的，要得位行道的。這兩個人根本態度便不同，又怎能沒有衝突？至於說：“普通界說之所謂孔教，乃宋儒以後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請問：原始的禮教，究是什麼樣子？魏晉之間，所常說的“禮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說：“例以如演《子見南子》之劇，可以明藝術與人生。吾不知所謂藝術與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說過：藝術是人生的表現，作者在表演人生，觀者看了之後，各隨其能感的程度，而有所見於人生，又有人專門跑到劇場中去看人類。所謂藝術與人生者就是這樣，這有什麼奇怪？難道說，凡所謂藝術與人生者，都應在孔教的範疇之中麼？
記者先生又由孔學本身上觀察說：“自漢以來，孔子橫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責孔子不負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負二千年後政治之責任。”我卻以為不然。自漢以來，曆代帝王，為什麼單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幾個君主，都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尊崇孔子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孔子沒有這一套東西，後世帝王又何從利用起？他們為什麼不利用老莊與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為遊民階級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號之下，產生出來的嗎？曆代政治權力者所豢養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嗎？他們所祖述的孔子學說，不見得都是憑空捏造的吧？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幾乎被朱元璋趕出聖廟去。張宗昌因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認孔德成為“仁侄”之外，還刻印了十三經。封建勢力善以孔子的學說為護符，其責孔子不負之誰負之？
又說：“孔學之真價值，初不借政治勢力為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義不顯。”那麼，記者先生對於我這次被告，應作何感想呢？
記者先生說我們研究不徹底，態度不謹嚴。記者先生忘記我們是在表演戲劇，不是背述史實；我們是在開遊藝會，不是宣讀論文。而且“自究極的意義言之”，演者在表演實人生時，不用向他說你要謹嚴謹嚴，他自然而然地會謹嚴起來；因為實人生是嚴肅的，演者麵對著實人生時，他自會嚴肅起來的。
同時，如果研究的不徹底，也絕對表演不好。在籌備演《子見南子》的時候，我曾教學生到孔廟裏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過細地看一下。對於《論語》，尤其是《鄉黨》一篇，要著實地研究一下。單為要演戲，還詳細地討論過“溫良恭儉讓”五個字的意味。我們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樣徹底，但已盡其最善之努力了。記者先生還以為我們太草率麼？我們應當讀書十年之後，再演《子見南子》麼？不必吧！記者先生既說：“《子見南子》劇腳本，吾人未見；曲阜二師，如何演劇，更屬不知。”還能說我們研究不徹底，態度不謹嚴麼？何不買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看看，到曲阜實地調查一下再說呢？這樣，豈不研究的更徹底，態度更能謹嚴些麼？而且我們演劇的背影是什麼？
曲阜的社會狀況何若？一般民眾的要求怎樣？記者先生也許“更屬不知”吧？那末，所根據的史實是什麼呢？記者先生對於孔學本身，未曾論列；何謂禮教？何謂藝術？更少發揮。對於我個人，頗有敲打；對於我們演《子見南子》微詞更多：不知根據的什麼理論？
所謂“孔學的本身”，與“孔學的真價值”，到底是什麼？請《大公報》的記者，具體的提出來。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十八年的立場上，願意陪著記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
一九二九，七，二八，濟南旅舍九教育部訓令第九五二號令山東教育廳查該省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業令行該廳查辦，並加派本部參事朱葆勤，會同該廳，嚴行查辦各在案。茲據該參事廳長等，將查明各情，會同呈複前來。查該校校長宋還吾，既據該參事廳長等，會同查明，尚無侮辱孔子情事，自應免予置議。惟該校校長以後須對學生嚴加訓誥，並對孔子極端尊崇，以符政府紀念及尊崇孔子本旨。除據情並將本部處理情形，呈請行政院鑒核轉呈，暨指令外，合行令仰該廳知照，並轉飭該校校長遵照，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