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磁鐵所到之處家具上的鐵釘會紛紛脫落？就是因為磁鐵和鐵的這種關係，這種內在的聯係。那麼，這種關係、聯係，在卡夫卡那裏是沒有的，人變成蟲，這裏需要一種內在的聯係，需要有一個台階，一個橋梁，但是卡夫卡沒有顧及這些。可馬爾克斯顧及到了。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馬爾克斯是偉大的，前所未有的。
一、生存，在我的記憶中占有重要位置
張學昕（張學昕，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獲“當代作家評論獎”，“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等多種獎項。）閻連科
張學昕(下簡稱張)：首先，我想請你談談你早年的經曆，想請你陳述你的童年、青年，你的父母、親人、那塊生養你的家鄉和土地，或者說對你的寫作有影響的那些人和事。
閻連科(下簡稱閻)：這是個漫長的話題。
張：也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呀。
閻：我是1958年8月24號出生，但是這個時間非常不準確。1958年出生可能是沒有疑問的。然而，月、日就不一定準確了。事情是在我78年當兵時，要到大隊——那時的村委會是叫大隊，到大隊會計那裏出具出生證明準備驗兵，發現戶口本上隻有我的名字，並沒有出生年月。這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年齡到底有多大了。因為家裏貧寒，從小一家人誰都沒有過生日的習慣，誰都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
張：怎麼辦？
閻：回去問我母親。我母親說反正你出生在那一年，因為記得那一年我們家的紅薯大豐收，豐收得都來不及往家裏收，最後都爛在了地裏。還有就是，你出生那年的夏天天氣特別熱，熱得人都沒辦法活。我回去告訴了大隊會計這些母親的記憶，會計就說，紅薯豐收是1958年，那年天特別熱，那就算是8月吧。就這樣，1958年8月24日，在我大約20歲時，被確定成了我的生日。
張：這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般地說，按農村的習俗，似乎你們更加重視一個人的所謂“生辰八字”，沒有了“生辰八字”，你如何“算命”啊？
閻：我從來不算命，不請人掐算生辰八字。
張：為什麼選擇了24號呢？
閻：那完全是我們大隊會計隨口說、隨手寫的。現在我想，如果大隊會計要是給我寫60年出生，那我就是60年代的作家了，和50年代出生的作家完全不是一個文學概念了，就和蘇童、餘華這撥兒60年代的作家坐在了同一班文學的列車上。1958年8月24日，對我來說，這是個遊戲而莊重的日子。但由此也可以想到一點，我的童年隻能跟莫言的童年接近，和蘇童、餘華們的童年就完全不是一個樣。童年，其實是作家最珍貴的文學的記憶庫藏。可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最深刻的記憶就是童年的饑餓。從有記憶開始，我就一直拉著母親的手，拉著母親的衣襟叫餓啊！餓啊！總是向母親要吃的東西。貧窮與饑餓，占據了我童年記憶庫藏的重要位置。
張：1963年正好趕上我們國家的三年自然災害才兩年。我是那一年出生的，盡管對此沒有太多的記憶，但我還是從長輩們的口述中感覺到那個年代生存的艱難。
閻：第二個印象深刻的記憶就是“文化大革命”。
張：“革命”是你文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啊。
閻：是的。但少年的記憶更多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入學以前，饑餓的記憶非常深刻。入學後，我是一邊讀書，一邊要到山坡上放羊，到農田裏給豬割草。放學的鈴聲一響，背著書包就往家裏跑，到家裏的第一件事，是一把將門推開，大喚著問：“吃啥呀？”星期天放羊、割草，回家的第一句話仍然是：“累死了，吃啥啊？”那時，雖是“文革”，可對我、對農民說來，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
張：那個年月，人們對饑餓的恐懼成為很長一個時期民族的恐慌。
閻：然而，雖然天天饑餓，我家在那個村莊條件卻還算是好一點的了。因為父母親都是勞動力，姐姐、哥哥也能幹活，而我又是最小的。經曆一年中的幾個季節之後，我家的工分掙得比較多，這就能多分一些糧食，至少春節不僅有餃子，而且還能吃上一頓肉。
張：吃飽了，就有別的更大的願望了。
閻：最大的願望仍然是吃。就是渴望春節時，能好好炒一盤肥肉吃吃；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有一天自己什麼都不吃，單單的吃一頓炒雞蛋。對於餃子、雞蛋和肉的美好的記憶，最早我在我的中篇小說《瑤溝人的夢》中寫到過，寫包餃子時沒有白麵——那時包餃子是必須要用白麵的。小說中寫到，家裏沒有白麵，就用地瓜麵包餃子，因為地瓜麵包不好，特別散，就在外麵包了一層極薄極薄的白麵。情況就是這樣，我家雖然貧寒，的確在那個村莊又算是比較好的。那個村莊，經常有春節時一家人五口人、八口人吃不上一個餃子的。所以，記憶的童年不是革命，不是田園牧歌，不是安徒生的童話，不是唱著“小呀麼小兒郎，背著書包上學堂”的歌謠走在田野的稻埂上，而是生存與饑餓，土地與現實的困窘。
張：生存與饑餓以及饑餓、生存產生的恐懼，肯定會影響你的內心。我相信這些童年、少年的生活經驗對一個作家必然有著深刻影響，會在他的寫作中起著一種很潛在的作用。家鄉那片土地的生活在你心靈已經打下深深的烙印。這一點能再說得具體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