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人大環資委副主任許決華，近日因厲以寧建議寬容對待小販而發飆，並爆出驚人粗口：“廣州如果不設防，傻瓜都會來廣州。”此語一出，輿論嘩然。
許決華之所以能夠有針對小攤小販的“狂言”，我們姑且稱之為“傻瓜論”吧，實乃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思維定勢與封建餘孽的，並不僅僅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廣州城管的支隊長。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許在這個位置上的工作，還是頗受肯定的，否則他怎麼會得到提拔。我們甚至也有理由斷定，許在那個位置上的工作，也是讓小攤小販們頗為“受難”的，否則他也不會堅辭不變。或許，許還為自己的“擲地有聲”而沾沾自喜呢。
也是在不久前，高教授的一本針對小攤小販的“防務指南”，或者叫“擒拿指南”，被輿論熱議了一番。這一回又是老許出麵，首先便把小攤小販們界定為傻瓜，劃入到防範的範圍內。其實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針對小攤小販們的“發難之辭”，針對他們行徑的抱怨之聲，不僅層出不窮，由來已久，甚至我們已經狹義地認為，城管就是針對小攤小販的。何以會有這樣“堅不可摧”的意識？如果不追究潛藏於我們“根”上的深層次問題，任何回答也都是浮躁和表層的。
有人說，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是最大的禍根。人從一出生那一天開始，就已經決定了“上流”與“下層”，那是娘胎裏帶來的。社會發展到今天，“下層”擺脫其“衣缽”的機遇與可能性，看似大了或越來越多了，其實並不令人樂觀。一個“農民工”的稱謂，雖是中國特色，但也不無歧視之意。城鄉間的森嚴壁壘，縱然體製上有所鬆動，恐亦難以真正撼動其深埋的地基。由於長期的城鄉差別，由於過去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製造成的“怪胎”，沒有一個長時間的“消化”過程，怕是難以讓我們都感到“如願以償”的。
毋庸置疑，亦不用考證，自有人類的那一天始，便應該有了小攤小販。所以，他們的曆史也應該是源遠流長的。城市的曆史也是有據可查的，但城管無論如何都應該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怪胎”。從哪一天開始，城市忽然成為我們的一個臉麵了？其形象開始成為我們追求的一個目標了？城市存在的理性價值，卻被我們棄之腦後，甚至於蕩然無存。這是城市的悲哀，當然也更是人類的悲哀。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勳說得好，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成為小販的可能性。即便是專門對付小攤小販的城管人員，也不能夠排除這樣的可能性。設想，倘哪一天他們成為了小攤小販，麵對具有高教授所支的“高招”的那樣的城管人員，麵對自己曾引以為榮的，甚至集“責任感、使命感”等等諸多“感”於一身的城管人員，他們會作怎樣的選擇？抱頭鼠竄，大打出手，還是像哈姆雷特那樣深思，麵對一個震驚人類的大課題？對此我們無法預料。我們能夠預料的是，小攤小販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將永遠不可能消失。我們還能夠預料的是，解決不好小攤小販的問題，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矛盾也必將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