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年梢，馮玉祥將軍率領的30萬西北軍加盟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聯合戰線。不久前，聯合軍在中原大戰中敗北。當時宋哲元任第4路軍總指揮。
1931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殘餘的西北軍編為一個軍。
當時的陣容為。
軍長：宋哲元。
副軍長：劉汝明、呂秀文
總參議；秦德純
參謀長：張維藩
第37師師長：馮治安
第38師師長：張自忠
這個軍就是後來按全國陸軍統一編號排下來的第29軍。軍部駐紮在山西運城。
從此，西北軍在中國曆史上消失了”。
但是，馮王祥還在，他培植的軍風，播下的種子還在。
長城激戰中，宋哲元親自督戰。他揮筆寫下了“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和“有進無退，死而後己”兩條手諭。傳令全軍，軍心大振。
宋哲元固然繼承了西北軍嚴明治軍的傳統，但是他對指戰員們更多的是注入了守舊的思想和南京中央的政治色彩。走進29軍軍營的各個部隊，最惹人上眼的是一幅橫匾，它1米寬、2尺高，十分的精美、別致。橫匾當中印製著三張畫像，每張像均配有對聯。
中間為孔子像。題字：“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對聯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右邊是孫中山像。題字：“革命導師孫總理”。對聯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左邊是蔣介石像。題字：“革命領袖蔣委員長。”對聯是：“實行新生活，恢複舊道德。”
這條橫匾從像片的選擇到題字、對聯的審定，從設計到製作，均是按宋哲元的意圖審定。“恢複舊道德”，對聯中的這句話可以說是他治軍的一條很重要的指導思想。他固執地提倡尊崇孔孟。治軍、從政和為人處事概莫能外。宋哲元是從孔子的故鄉齊魯大地長大的，家庭以及社會的熏陶都使他把孔子視為聖賢，22歲以前，他已經精讀熟背不少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和《左傳》。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思想：四維下張，國必下強。讀經可以明理，明理方能救國。
這樣一個儒生軍長，能下用儒家思想製的他的部隊嗎？
29軍官兵都要熟讀經書，每逢周三、六晚他們邀請名儒來軍營講授經書，營以上幹部軍官必須到堂聽課。戰亂年間，部隊頻繁流動甚至移房，這個講授經書的製度也未廢除，軍部編譯了四書五經的解說，印製成袖珍本，人手一冊，隨身帶著；軍部還編寫了《八德軍歌》，每日令士兵詠唱。士兵有了過錯，必誦唱《悔改歌》：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乃是完人。
尊孔讀經是為了愛國盡忠。沒有民族氣節的軍隊何談戰鬥力？
29軍的士兵在就餐前還要唱《吃飯歌》，歌中唱道：“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力民努力。日本軍閥，國民之敵；為國為民，我輩天職。”
他們舉行“國恥”紀念的辦法更是別具一格。國恥定為日本進攻中國的這一天。所有部隊都要詠唱他們自行創作的《國恥歌》；食堂裏在這天做饅頭時上麵印著“勿忘國恥”的字樣，讓官兵們將食物與字一並吃下，以示刻骨銘心。有時還要下令大家禁食一天，靜臥反省，以期部屬知恥而後勇。在一些營團遼出現過這樣紀念“國恥”的辦法：買來幾頭豬，貼上寫著“日本帝國主義”字樣的標簽，由各連選出一名代表端起刺刀向豬刺殺，哪個連隊的代表將豬刺死了，就抬走豬去吃。
每日朝會時節，帶兵的軍官必須與士兵有這樣的對話：
“東二省是哪一國的地方？”
“我們中國的！”
“東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們痛恨嗎？”
“十分痛恨1”
“我們國家快要亡了，你們還不警醒嗎？你們應當怎麼辦呢？”
“我們早就驚醒了，一定要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這種種“愛國”“愛民”的教育，在士兵心裏深深埋下了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也是29軍官兵上下同仇敵愾的精神支柱。
毫無疑問，垂青軍史的長城線上喜峰口之戰、羅文峪鏖兵是29軍抗擊日寇的得意之作，整個長城抗戰中，他們殲敵三、四千人，擊斃日軍大佐級指揮官2人；當然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有5000餘官兵傷亡。一時間，宋哲元及29軍諸將領成了全國人民稱頌的抗日英雄。日軍則對宋哲元懷恨在心，1935年日本參謀部所編之《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中宣稱：“明治大帝造兵以來之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60年來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俄、日德，曆次戰役戰勝，攻勝之聲威，均為宋哲元剝削淨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