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人均純收入這個指標來看，與大紅柳峽搬遷點同步達到小康標準的新生村已有五六個。火石泉、西戈壁、疙瘩井等幾個搬遷點人均純收入均在2000元以上。到1996年底，全地區有組織、有計劃地遷移貧困農牧民1614戶，8878人，開荒3.2萬畝，見效2萬畝，80%已經脫貧致富，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冒尖戶人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
對這些搬遷下來的農牧民未來的生活影響最大的並非隻是地理環境的改變，實際上新的交往環境，新的生產方式才真正算是“革命性”的變化。交往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一定程度上，生產的進步正是擴大了交往的結果。搬遷牧民在以血緣、族緣為紐帶的交往之外增加了生產和信息交往的分量和頻率，舊有的心理圍牆崩潰了，這些農牧民的生活、生產觀念、情感、思維正潛移默化地朝著新的模式變遷，並由此正在締造新型的民族關係。
站在林帶環繞的葡萄園裏，薩爾喬克鄉牙吾龍搬遷點村長恰德提汗，這個從剛學會走路就和畜群廝混的牧人指著不遠處的陶家宮鄉牙吾龍村對記者說：“我有很多漢族朋友，我們從山北過來，棉花、玉米、葡萄都不會種，是漢族朋友教我們種地的技術，我現在快和一個老農民一樣了。”由山區到平原，是農牧民內部分化的過程，是生產手段更新的過程，是產業模式轉換的過程，與它們並行的還有一個看不見卻能感受到的對市場經濟的心理適應過程。
從哈密市大泉灣鄉東端到火石泉農場，原國道312線70公裏長的道路兩側，隨處可見新開墾的土地。行序整齊的新民居，大小搬遷點有10多個，在它們當中，巴裏坤農牧商服務公司是一個異彩獨放的景點，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市場經濟中如魚得水的新農村。1992年，34歲的陳培社帶著大河鄉商戶村52戶農民遷居哈密市火石泉，開地2500畝。剛來的時候，有80%的家庭欠賬。幹過包工頭的陳培社自己墊支一部分資金，又從銀行貸款為每戶購置了一輛小四輪拖拉機，組成一支運輸兼勞務輸出的“農民軍”。每年3月底，男人們駕車離家，四處攬活，留在家裏的女人和老人則開荒種田搞養殖。地分家，但管理不分家，他們借鑒兵團模式，搞大條田統一種植。2500畝地細劃分為葡萄園、果園、棉田、麥地4大塊。按最佳效益設計各自的規模水平。5年來，他們靠建築業、運輸業、種植的同時，先後建起了養豬場、奶牛場。5年工夫，在戈壁灘上建起了一個接近小康標準的新村落。到1996年底，集體固定資產160多萬元，人均純收入2800多元，80%的人家住上了使用麵積169平方米的磚房。
記者問陳培社，為什麼叫農牧商服務公司？陳培社說：農村在解決溫飽以後，要繼續發展必須增強集體的功能，不然的話，單個家庭不僅很難承受大的風險，還會失去在生產以外的利潤，發展速度就會慢下來，把大家攏在一起組成公司，統一經營管理，農牧商綜合發展，就能保證實現共同的奮鬥目標。可以說，巴裏坤農牧商服務公司為搬遷點組織化問題破了題，它是一個農民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有三重角色，既充任市場及技術經紀人，又是集體資產的經營者，還是社區事務的管理者。家庭與組織的分離在這個仍然帶有傳統氣息的新村落裏發生了，家庭開始純化為消費生活的單位，經營功能逐漸弱化，經營體以組織的形式走出了家庭。公司作為一個經營組織，不同於村落的正是在於：目的是限定的、明確的，為有效率地實現共同的目的而把成員的活動合理地組織起來，並進行必要的分工。而村落在目的上是模糊的，基本不存在什麼分工。
走共同富裕之路，組織的問題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
五：從生路到富路
如果說10年前的搬遷開發還隻是在生存危機的威逼下衝撞出的一條生路的話，那麼，現在再看搬遷開發，則是一條布滿了理性標識的富路。首先，它從改變生存條件、提高家庭分散生產水平起步，又從形成有區域特色的優勢產業的角度入手引導群體經營，跳出了發展傳統農業的束縛，在大農業上邁出了堅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