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可能會被過度的修辭所吞噬，但是現在也有可能被過度的敘述性的細節所吞噬，更需要強調的是想象力。詩歌畢竟還是高電荷的語言，既需要準確，也需要想象，就像射箭一樣，射中靶心以後，應該有進一步的工作，進一步延伸的能力。
我非常欣賞的一個理論家，他在談到拉金的時候說到一句話，對我非常有啟發。他說：“拉金那些最成功的表達日常經驗的詩歌，有百分之八十的可目擊性，其餘還有我們的目光和語義不能透入，但可以更深打動我們的幽暗成分。”當然這個配比實際上隻是一個比喻，它不是說真正像化學那樣各占百分之多少，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是說詩歌既有具體性，還要有超越性。
所以無論什麼類型的詩歌，不僅要呈於象、感於目、達於情，最終還要做到會於靈，這就需要詩人自我提醒，為寫作中的那些“陌生的投胎者”留出一定空間。我們老說詩人掌握詞語，但是在詩歌寫到最佳的地方，話語也會攫住詩人。應該有“陌生的投胎者”，我們要給它留出溫床來，不要把它封死了。因為生活的力量不能等同於語言的力量，語言的力量也不能等同於生活的力量，所以生活和語言，應如鹽融於水一樣發揮二者的混融力量。這個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永遠相信詩歌既是話語的，需要準確性，同時詩歌也是語言的意外，確實有一些陌生的投胎者，這個我們要容留它的來臨。
第二個，詩歌一定要讓人讀得下去，要有趣味、要有活力、要有幽默感，更重要的是還要坦率。坦率！中國詩歌最缺乏的品格。坦率不是人們整天叨叨的“真誠”，我發現越虛偽的詩歌越奢談“真誠”，等於題材上的道德劃界、自戀。這個詞我不用。咱們就用“坦率”，所思所感，嘩啦倒出來，我是個什麼就是什麼，不要裝。
另外，詩歌題材肯定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但是對我來說，現在很多詩歌寫得太悶了、太麵了，確實讀不下去。詩歌是文學形式中最精短的，詩歌讓人讀不下去，說到哪兒都是有問題的。無論你是抒情，還是另類的反諷、詼諧如此等等，前麵提到一定要有趣味，要有特殊的勁道和魔力，確實要有陌生的投胎者，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對中國詩歌來說，有內在智力的趣味、幽默，這樣的詩還是比較稀缺的。特別是“幽默”這個品格，這是中國詩歌和現在的外國詩歌比起來一個比較稀缺的品格。
現在我也整天會收到一些刊物，一些詩集，但是很多確實讀不下去，也不是不讀，而是看三五行就覺得沒有意思。我覺得詩歌要麼就是有趣味，要麼就是坦率，如果既無趣又不坦率，就真的沒有意思了，我為什麼讀你的？矯揉造作地修辭和矯揉造作地表演廢話，我覺得是不同半徑的同心圓，它們的圓心就是無趣。還是要承認詩歌應該有它很強烈的趣味性。
潘洗塵：今天的發言，會有速記員跟蹤記錄整理，今天現場說不了的，包括已經提交的文章和沒有提交的文章，我們都會陸續在刊物上發表。
林莽：陳超就詩歌的研究和寫作兩方麵都談到了，談得比較全麵，也比較開闊，看到了發展的可能性。我提前看過他的稿子，覺得寫得很全麵。下麵請劉福春發言。
劉福春：我對這個話題有興趣，覺得很有意思，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詩歌生態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整個新詩史的發展來看，可能1949年是一個大的轉折，另外一個就是新世紀，寫作者和出版媒介在這兩個時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49年是由同人刊物向機關刊物的過渡，由自由人向單位人的過渡。進入新世紀，單位的製度逐漸弱化，很多人變成了自由人。出版媒介上，大量所謂“民刊”的出現，弱化了刊物的機關色彩，而網絡詩歌的大量出現更改變了現今的寫作。這種現象在這之前也有，但還是新世紀體現得更充分一些。胡適當年所提出的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他沒有能夠做到的，到現在是基本上實現了。
大家都共同感到了當下的詩歌寫作比較複雜。我是這樣想的，作為寫作者應該有寫作的自由，我沒有權力要求人家怎麼寫。甚至作為一個寫作者，他可以有把一首詩寫壞的權利，這方麵我不想多談。這些年一直擔心的，還是作為研究者和批評家，或者是一些機構的問題。一個是標準，一個是信譽，這是一個非常讓人擔憂的問題。寫作者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人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作為研究者、批評家、研究機構、出版機構，應該掌握一定的尺度，應該有標準，應該有信譽，但是很可惜這方麵始終有欠缺。